经济调控与央行无干 中国应放弃货币调控

上星期写好《货币调控非儿戏》，思往事，想着些什么，叫太太在网上找到老师布鲁纳(Karl Brunner, 1916-1989)的资料，读到师兄Alan Meltzer追悼布老师的文章，禁不住叫不懂经济学的太太也要读。像布鲁纳那样的学者，今天不容易找到了。布鲁纳是二十世纪的货币理论大师，跟弗里德曼平起平坐。Meltzer是他的学生，也是他数十年研究不断的唯一拍档，相得益彰，在行内是有口皆碑的。粗略地分界，弗里德曼在货币理论的贡献主要是在货币需求那方面，布鲁纳的贡献主要是在货币供应那方面，而师兄的贡献是在货币银根(monetary base)那方面。这三位对货币研究之精，之深入，我高山仰止快五十年了。布鲁纳没有拿得诺贝尔奖是运程的问题，不是贡献的问题。师兄还健在，拿到，替老师平反一下我会站起来拍掌。

我几次在文章内提到布鲁纳。今天轮到自己日暮黄昏，回顾自己在一门学问上走过的漫长的路，对事实考查的执着主要来自阿尔钦的教诲，对逻辑与科学方法的坚持则主要来自布鲁纳。想当年，在思想上布老师跟我是合不来的，有点格格不入。任何推理他喜欢把逻辑与科学规格放在前头，而我则喜欢天马行空，或魂游四海。这是称赞自己。要批评你可以说我喜欢胡思乱想，不依常规。我要到一个题材或理论假说的结构有了眉目，才一下子排山倒海地转到逻辑与科学规格那边去。受到布老师的影响，在这后阶段我很执着，一丝不苟，往往翻来覆去想多天。当年在思考上跟老师合不来，因为我不懂得怎样把后阶段的严谨推理搬到前面去，但我在后阶段的执着严谨，是受到布老师的影响。

说起来，我没有用英语在国际学报发表过一篇关于货币的文章。然而，关于货币的话题，我这一辈在美国求学的不可能不受到感染，何况我是出自这话题的两大重镇：洛杉矶加大与芝加哥大学。一九六一与一九六二这两年的暑期，在洛杉矶加大，我是布鲁纳的研究助理，档次最低的，替他收集及计算美国数十年的不同货币量的数字变化。跟着是阿尔钦跟我研讨他后来发表的《为什么有货币？》，再跟着是Axel Leijonhufvud同期同校写他后来大名远播的《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与凯恩斯的经济学》。布鲁纳一九六五年离开洛杉矶加大。我也离开，任教于长滩，一九六七年转到芝加哥大学。当时芝大有三个货币理论大师：一个是米尔顿？弗里德曼，一个是夏理·约翰逊，一个是今天还健在的罗伯特·蒙代尔。同事们天天谈货币，我喜欢跑到那里的法律学院找科斯，有时到那里的商业学院找施蒂格勒。当然还有法律学院的戴维德。芝大是我知道唯一的分学系但不分彼此的大学。当时作为系主任的Arnold Harberger对我说：“历史上经济学阵容最强是今天的芝大，几个学系都是一家人，你要到处跑才学得多。”

提到这些陈年旧事，因为这几年西方的金融与财赤给整个地球带来麻烦，而我认为这些麻烦主要起于货币政策出现了严重失误。不要告诉我是哪位专家的货币调控出错，或是今天某大师有较佳的货币调控方法。半个世纪以来，有什么货币规则大家没有听过呢，有什么货币纪律大家没有建议过？还有什么货币调控的方法没有尝试过？我不怀疑不同的名家建议还会继续出现，不怀疑继续有名家认为货币政策可以调控经济，但我也不怀疑错失会继续出现。货币的主要用场是协助贸易与投资大家早就知道，怎会转到调控经济那边去是复杂无比的学问。弗里德曼当年说的不可能错：在无锚的货币制度下，货币量要有适当的约束。但到后来，货币量应该怎样算，通胀的预期为什么老是看不准，为什么要转用利率调校，皆复杂无比的学问。

不要把问题看得太复杂吧。三年前雷曼兄弟事发给美国带来的不幸，显示出来的因由与效果跟二十多年前日本遇上的不幸大有雷同之处。主要是三点。

其一是借贷扩张得太多，收缩时一下子使国家以金钱量度的财富下跌了三分之一或以上。其二是银行恐怕借钱出去收不回来，成本息低也不愿意借出去。这跟凯恩斯说的流动性陷阱是两回事。其三是福利制度、工资管制及利益团体的左右，收入的预期无从提升。是多么可怕的不幸：日本的经济衰退了二十多年还没有起色，害得今天四年要换五个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