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坎密码：解密当地新旧政治力量如何更替

广东省陆丰市东海镇的万人大村乌坎村，在2011年9月21日和11月21日两次爆发数千人参与的上访游行，要求惩处以村支书薛昌为首的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班子成员，控告其私卖土地、操弄选举和贪占村财，要求整理村务、得回选举权和收回土地。12月11日，被陆丰市警方抓走两天的村民薛锦波死于看守所，事态激化，局面一度变成尖锐对峙。

12月20日后，在中共广东省委的支持下，村民诉求获得认可，乌坎村旧的权力架构被彻底推翻，新的治理秩序获得确立。

2012年1月到4月，记者四赴乌坎，数次专访了现任乌坎村村委会主任（兼任乌坎村党总支书记）林祖恋、村委会副主任、曾担任村民理事会会长的杨色茂，多次采访了庄烈宏、洪锐潮、张建城、孙文良、张建兴、蔡义峰等多位上访组织者和新的两委班子成员，还采访了部分原村两委班子的成员，包括曾与薛昌一起被带走调查的原村委会出纳，见证了乌坎村新治理机制形成的部分关键时刻。

在2011年12月广东省委明确表态支持乌坎村民维护正当权益之后，外界多认为，乌坎事件获得正确处理，主要是因为11月21日上访游行后获得了世界舆论的关注。但多位乌坎游行事件组织者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他们感谢媒体的关注，但认为媒体关注只是多项助因之一，即使媒体传播范围小一些、慢一些，省委高层领导对事情真相了解得稍慢一些，哪怕付出再沉重的代价，乌坎最终也必须要达到这个结果。

薛昌王朝

2012年1月，林祖恋、杨色茂等乌坎维权运动的组织者，在与本记者深谈时，都多次用到“薛昌王朝”一词。薛昌在村民总数近1.2万人的乌坎执政41年，为人寡言但强干，村两委班子多年追随其人，一切村务均仰其鼻息。“多年前，一位曾经在东海镇当过书记的陆丰市政府干部就对我讲过，乌坎就像是一个独立王国，外人都喊薛昌‘乌坎皇帝’局长级别的见了都赶着要跟他握手的。”林祖恋说。“乌坎有海港，又有大片土地，薛昌既有钱，又有光环，是全国劳模，又是陆丰、汕尾、广东三级人大代表，全国先进党支部的书记，多年来倚靠威权治村，9月21日上访游行事件发生前，没有任何人敢公开对他讲一个‘不’字。”

记者在乌坎多次随机采访村民，受访者他给出了这样的看法：他话很少，不理人，别人也不敢跟他多说话。除了过年过节他会到村委班子成员家里走一下，很少在村里走动。有什么事，都是手下的人做。

薛昌在乌坎的治理模式，据原村委班子成员陈昌来和包括林祖恋、杨色茂等人在内的多位村民介绍，框架如下：

村务和镇党委、政府交代的党务、政务事项，依靠两委班子、村民小组长和聘请的人员。两委班子成员为亲宗和追随者。村党支部在薛昌执掌以来，40余年党员只发展到130人，且质量差，多为薛昌和两委成员的亲属、朋友。村民代表也多为两委指定。

财政，倚靠卖地和办公司，创办了乌坎港实业开发公司，以其为依托，引资招商，出卖土地，划卖宅基地，创办企业收取租金或分红。薛昌和村委会主任陈舜意长期轮流担任乌坎港实业开发公司法人（主要是薛昌），并在以乌坎港实业开发公司名义与港商合办的公司里担任副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等职务。两委班子成员低价划地，转卖或者盖商铺出租，村两委近20年来共卖地近万亩（准确数字尚待官方核实公布），村民仅获得两次补偿，数额分别是：每人500元和50元，为开发地产，村两委破坏了1310亩稻田和3000余亩旱地，致村民丧失基本生产资料。

安保，除村里有武警边防派出所外，村委还专设了一个治安队，有近30人。庄烈宏、张建城、洪锐潮等维权组织者指该治安队实际沦为了薛昌恐吓村民的打手队，称他们曾多次将欲状告薛昌的村民堵在家里殴打或威胁，也曾在广东省政府门前守候和恐吓、驱赶上访村民。

薛昌的权力来源，在乌坎还是管理区时，来自上级党政任命。在乌坎管理区变革为乌坎村后，村支部应该由全村党员选举产生，但由于党员多为薛昌和两委成员的亲属、朋友，杨色茂和林祖恋都指薛昌实际是自相授予，他又与上级党委官员利益关系密切，“就像袁世凯称帝，自己给自己戴帽子。”

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委会本应由公开选举产生，权力来源本应是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村民指村委会主任长期由薛昌指定陈舜意担任，实际没有办过公开选举。对此，原村委会委员陈昌来有争议，他对记者说，旧村委会选举是依法进行的。

然而，2012年1月，记者在乌坎获得大量村民和参与组织选举的小组长出具的打模证词（打模：摁有红指印），证实是由村小组长和会计背着流动票箱串户填票，最少的一个组只走了5户人家，只有15个选民填票。当时统计的全乌坎7107个选民，只有不到500人填了票，其余票是小组长们将票箱交回选委会，由选委会处理成6768人投票的结果。“村委委员的得票率都高达90%到94%。这种做法比猪还蠢！”杨色茂在3月2日笑着回应，“这居然得到镇上的认可！”

林祖恋分析，这是因为村、镇乃至市部分官员形成了利益同盟，一方面长期享用“薛昌王朝”威权治理下资金账外运行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只要表面平静，有人上访反映情况，能摁得住就行，甚至出事、超出乡镇处理能力了，还能以稳定为由绑架上级政府，通过上级政府对更上级实行瞒报，同时调动力量尽力压制。

由于长期独断专行，村务不公开，选举暗箱操作，土地随意出手，令村民感觉利益严重受损，薛昌率下的乌坎村两委班子被村民骂作群贪，2011年12月，纪检部门将薛昌、陈舜意和出纳邹钗带走审查。

2012年1月，广东省派驻乌坎工作组发现了严重的财务问题：

会计与出纳长期不对账，公款私存，私设小金库；“内部控制严重失控”，经济业务无法判断真伪；大部分经济业务直接现金支付；花费巨资购买高档轿车、支付巨额工程资金用自制收据入账；多项支出收入不入账，巨额固定资产不入账且不登记明细账，数万平米土地变更不在财务反映，大块土地作价投资不入账，以致权属模糊；以月息1分5到月息3分的高利息借入100多万元巨资，支付利息和偿还本金日期都缺乏记录；与合作港商分红时有意虚增巨额收入，提高分配基数，并且给港商分红的比例大大高于港商占股比例；将原本属于村财的账目刻意纳入实业公司核算；巨额应收租金迟迟不收，且并不列入应收账款记账。

根据省工作组财务问题小组出具的《乌坎村财务收支审查报告》（征求意见稿），单项涉及金额都在数十万元乃至百万元以上。

旧局朽崩

省工作组出具的报告以细致的事实指出，村两委的薛昌负有领导责任，陈舜意、庄景根、邹钗、陈昌来、郑宝冰等人负有直接责任。

4月23日，省工作组公布，已查实乌坎村原村两委干部主要涉及非法转让土地、利用职务侵占村集体财产等违纪问题，并追究了8名干部的党纪责任，下一步清查土地问题时如发现有违法问题一并移交司法机关。陆丰市、东海镇及基层站、所共12名干部也被给予党政纪处分，有2人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而在一个月前，前村两委班子的成员在见到记者时却都喊冤。3月，初步审查到一个阶段后，薛昌等三人被放回家治病。薛昌及其家属避而不见记者；陈舜意的家属对记者称冤且说陈是个老实人，只是听领导安排做事。但省委报告中明确指出了陈本人涉嫌巨额财务违规的具体事实。

3月底，出纳邹钗在家中接受采访时解释，资金使用和账目完全是依照薛昌、陈舜意和其他几个村党支部副书记、村委的安排，自己是两委班子里职位最低的村官，薛祖专、薛玉宝等村支部副书记都没有被带走审查，令其感觉十分不公平。

薛祖专不肯接受记者的采访，说：“我是多年的老党员了，相信党、相信政府，能给我们这个两委班子一个客观公正的对待，能还我们一个清白。”

陈昌来在家中对记者坚称两委班子是清白的、薛昌并无大过，村民闹事只因沟通不够、年轻人想上台施展身手。对于薛昌大量出卖土地，他承认确实是薛昌一人说了算：“薛昌没有文化，很可能是被商人骗了！”

其他原村两委干部，避不肯与记者见面。

为何树有多年威权并曾获得上级党政支持的“薛昌王朝”，会骤然间垮塌？邹钗等几位旧村两委班子成员，唯一承认的就是：我们这帮人太老了——薛昌做了41年的一把手，陈舜意做了几十年村主任，邹钗自己也做了三四十年出纳，全都是70岁的人，思想和行为方式都已老化，沟通不够，不了解年轻人，封死了新人的上升渠道。

中山大学学生辜培钦在乌坎做志愿者时，运用他了解的空间政治理论来评价这个“老旧”的治理机构：

权力结构被固化下来，像屋子框在这里，这是第一空间。但里面的生长是不会停息的，是怎么也压抑不住的，这就是第二空间：认知和生长。当生长到一定阶段后，第三空间出现，行动能力实现，必然形成冲突和反抗，旧的秩序会被打破，形成新的结构。

杨色茂用“政治垄断”来界定“薛昌王朝”的四十年，林祖恋更爱用“利益同盟”，新任村委、曾任村民理事会理事的孙文良则认为，移用省委书记汪洋提出的“利益格局”更切合——薛昌不仅在乌坎村形成自己的势力，也在东海镇和陆丰市建立了密切的联动关系。佐证是：乌坎村民9月21日数千人上访后，为给外界和上级政府造成只有少数人反对薛昌统治的印象，当地一边向上报告只有200人上访游行，一边炮制民意，利用陆丰市第十四届、东海镇第十五届人大代表选举的机会，刻意对抗乌坎全体村民汹涌的民意，授意薛昌搞假选举当选人大代表，并迫不及待地在报纸上发布消息，称薛昌当选合法有效。“为什么会垮得这么彻底呢？这样几十年沉淀下来的牢固的利益格局，长期垄断乌坎的权力，还有一帮爪牙相帮，薛昌这个班子才卖地、贪污得这么放肆！甚至都意识不到自己是在腐败。这下子，是让所有村民都拼了命起来反对他，谁也保不住他！”孙文良说。

新“政治动物”崛起

乌坎事件爆发后，由于村民一度封闭村庄，与陆丰市政府形成尖锐对抗，外界多称，乌坎民风彪悍。但记者在四个月内四次进入乌坎与村民相处，特别留意其民俗民风，所见所感与外界传闻差异很大。乌坎村民待人温文宽厚，为人大多克己守礼，乐观知命，轻易不做过分的事。走街串巷，会见到一些贴在大门外的字迹工整的繁体字对联，竟然都是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的中青年房主自己原创和书写。

村里神庙众多，由神明理事会管理，这个机构可算是自我治理比较完善的民间组织，它会在每家神庙定期公布受捐情况和资金使用状况。每个神庙的主神，每年都会过一次神诞日，某庙主神过神诞的这一天，其他神庙主神的“神主”（神像）会移到这家的庙堂，一起享受神明理事会理事为其操办的社戏，这社戏，颇得村中老人小孩的喜欢。村民对神庙这种公共文化事务的态度热心。据仙翁戏台对面华光庙的理事说，资金主要靠村民主动捐出，在神庙对面修大戏台也是一样，这样的戏台，往往成为村民重大事件的议事场所。

传统文化中，尊重组织、讲秩序、重公共事务和温良恭俭让等优秀的部分，乌坎传承的似乎好于内地乡村。这使得他们起而对抗“薛昌王朝”的乡村暴政时，具有更好的自我组织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也更不容易被分别收买。

2012年2月29日，因报名参选新村委，老村委干部陈昌来当众发表参选演说，村民当场没有做出过激的反应，台下对他愤怒不平的村民，硬是忍耐到他发表完演说，直到他离开扩音器之后，才有一位80余岁老者走上台，当众发表对陈昌来演说不满的意见。

保有传统文化秉性的乌坎人，具备温文坚定的气质，许多人有做事决绝、敢于担当的一面。

庄烈宏、孙文良和洪锐潮几次对记者说，乌坎人要么就不做，要么就做到底，不做时，风平浪静，一做时，就风起云涌了。

乌坎事件早期的组织者，是一批不到30岁的青年。早期的三位主要组织者，均为普通农民家庭出身，小学到初中文化，在外打工多年。

庄烈宏，1983年出生。初中毕业后在外打工，后在佛山租小店卖服装，常遭遇因做火生意后被店主挤走的事，故不愿再过无根的漂泊生活。他自述10余年赚了一些小钱，但父母在乌坎并无住房，20余年靠租房生活，又因薛昌搞地产开发破坏数千亩耕地，缺乏生活来源，只得靠庄烈宏每月寄至少2000多元才保证基本生活，常自感长此以往，永远都会不如外来打工仔。

张建城，1986年生，虽新婚，但不得不在外租房，为支付租房和生活费用，婚后便不得不出外打工。张建城的弟弟张建兴，2009年9月参与组织上访时才18岁，许久以来便无住处，不得不在少年朋友处四处借宿。他在高一时，终于弃学去佛山顺德打工，因管理能力出众，2011年时已升任中域电讯手机店的总店长，管理三个分店，2011年9月21日乌坎村集体上访游行事发后，他不顾庄烈宏等人阻劝，弃职回村参与。

洪锐潮，1985年生，在外打工，家里居住条件同样紧张。他与张建城是同学、密友，也是集体上访的中坚人物。他们依靠网络互通声气，组织到省、地、市三级状告薛昌的行动。洪锐潮的姐姐洪瑞卿与洪锐潮的同学陈素转，在2011年9月集体上访事件后都成为乌坎村妇女的主要领导者。

2009年2月，有人通过网络社交平台建立的“乌坎热血青年团”（后改名“乌坎爱国青年团”），已经发展到数百人，该群的建构者网名代号“爱国者一号”，一说其为庄烈宏，但庄烈宏并不承认，庄对记者称，自己的代号是“爱国者五号”。

此前，网络暗战便已开始。群管理者发现有成员在不断试探其他成员的真实身份，一些身份暴露者，在家中收到薛昌治下治安队的威胁。

2009年2月，村民与薛昌的对抗，从网络第一次公开地进入现实。以“爱国者一号”名义发布《给乌坎乡亲们的一封信——我们不做亡村奴》，传单出现在乌坎村的各个街巷和广场，村民已成村奴，薛昌班子将土地全部卖光，将来村民没有立身之地。

主要的组织者们在网上约定，在2009年6月21日去省政府上访。但该信息泄露，2009年6月，薛昌派副书记薛玉宝开车去佛山顺德找到庄烈宏，要求其答应不上访。对于薛昌的势力，庄烈宏表示，“我也很害怕的，但是没有办法，没得生存啊，不告，没有出路，告，也许有生机。”

6月21日上午，因原已说定100余人在省政府门前上访，庄烈宏等人预备了100多份盒饭，“到了省政府的村民一看，薛玉宝带着几十个打手在那里等着，就散了。100多个盒饭，只好扔掉。”庄烈宏、张建城、洪锐潮等七位骨干在广州逗留到次日，终于有五人乘隙进了信访室，递交了上访材料。

自此直到2011年9月21日之前，庄、张、洪等五人在省、地、市、镇四级上访12次，均无任何实效。

而两年内，乌坎热血青年团的成员，数量已经扩大到上千。一些在校中小学生也暗地加入。关心乌坎村务，成了流行元素。

2011年6月，在深圳等地做工厂干部的杨色茂图谋回乡发展，“痛感村治黑暗，想用民主选举来改变现实。”他用手机编发了一条信息，提出自己的竞选大纲。这条短信是群发，短信在乌坎传递。乌坎热血青年团的骨干们找到杨色茂，他看了青年们两年来的上访历程，感觉青年精神可嘉，但是利益集团势力强大，继续上访也不会得到处理：“大闹大处理，小闹小处理，不闹不处理，乌坎村的上访形势，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2011年7月25日，陆丰市在乌坎等地张贴了关于“滨海开发新区”征地的通告，通告占地4000多亩（官方有人说仅400余亩，村民传言实际占地近万亩），指明在陆丰市碧桂园项目领导小组办理手续。碧桂园将在乌坎开发大片土地的消息，在青年中遍传，这被杨色茂称作乌坎事件的“导火索”。7月底，青年们组织了一次在南海庄园的聚会，与会者人数、商谈的具体内容，至今仍未公开。

青年发起的对抗“薛昌王朝”的行动，在持续发展，已经吸引了杨色茂、薛锦波等中年参加。中年人的策略和经验与青年的激情结合，促成两个月后的第一次集体上访游行。

9月20日，庄烈宏、张建城等人率青少年在乌坎村多处张贴公告，公告称，为更好建设家乡，请乡亲们次日上午九点集体商议家乡发展。公告被村委会发现后，治安队长带人清除，受到村民围骂抵制。

9月21日，村民聚集的数量，由组织者期望的三四百人，快速增加到数千。孙汉场、杨色茂发表倡议后，村民整队出发游行到市政府门前，提出归还土地、落实选举权和村务财务公开等诉求。因对政府官员的答复不满，归途中，部分参与上访的少年，砸了部分占地企业，并冲进村委会。

次日上午，数十人的防暴特警整队从村口向村委会行进时，遭到村民土石砖块的攻击，警队后退到村口派出所附近，事态演变成对峙、冲突，部分村民被打伤。但村内有人发布谣言，说有小孩被打死，导致局势迅速激化，警队被涌来的村民压迫至派出所内，多辆警车被身着校服的少年掀翻、砸坏。下午三时，村民推举代表与政府官员开始对话谈判。至此，薛昌率领下的村两委依靠警方恢复秩序、重建治理的企图完全破灭，村两委虽然仍被政府承认，但在乌坎村内，“薛昌王朝”已在村民心中彻底垮塌。这天，杨色茂等中年开始成为谈判的主角，挺身出来主持召集村民开大会商议形势。

9月23日，林祖恋、伍谭安等曾有过官场经历且为人正直的老人，在目睹维权行为有滑向骚乱的危险后，站出来控制局面，呼吁坚持维权但同时严格自律、制止暴力行为，并发起募捐以备后续之需。村民依每姓氏1至5人的原则，从全村38个姓氏宗族里，推选出117名姓氏代表，再由其中选出13位组成村民临时理事会，由于杨色茂在关键时刻敢于担当，林祖恋、伍谭安等老人共同推举其担任临时理事会会长职务。

乌坎的领导者结构进入形成期。相对成熟坚定的中年——杨色茂、薛锦波等人，自此走上台面，担负起与政府官员对话、谈判和配合官方处理维权事务的责任。林祖恋、伍谭安等老人，因在关键时刻发挥其政治的敏感和官场经验，控制住了危险局面，而成为核心人物。在伍谭安因家属为公务员退出后，林祖恋成为乌坎村的实际最高领袖。

在林祖恋指挥下，处事相对稳重的中年群体，以杨色茂、薛锦波为首，运作村民临时理事会，作为组织明线，面对陆丰和东海镇出台的各项措施，及时应对或虚与委蛇；庄烈宏、洪锐潮、张建城等代表的青年，则成为组织暗线。他们搜集整理薛昌班子的各项违法证据、实施林祖恋安排的各项具体事务，组织护村队，保护林祖恋等领导者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