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春玲：城镇化进程中坚持统筹与均衡（3）

城市盲目扩张，耕地减少。一些城市在追求向大城市扩张的过程中，存在着盲目开发、过度开发、无序开发、分散开发的问题。出现了建高楼、大广场、大马路、大酒店、大房子，越大越洋越好，不考虑实际需求，甚至出现土地被圈占闲置和楼房空置浪费现象。城市空间过度扩张、占用耕地和生态环境压力增大；一些地方以非市场化的方式低价征用土地，高价出让获得差价收益，将农用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作为变现建设资金的重要手段，造成耕地大量被占用。全国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紧逼18亿亩耕地红线。

城市人口剧增，一些农民“被城市化”。城镇化的发展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发展和产业推动基础上的，是建立在农民自愿基础上的。适合经济发展和人民意愿的制度安排能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否则将会起到负面的作用。但是，目前在土地利益的驱动下，一些地方出现对农民房屋的行政性强拆，强迫农民进城和强迫农民上楼。有些地方一夜之间就将农民户口变成了城市户口，而包括生产生活方式在内的其他要素都不变，从而导致城市人口数量剧增，密度过高，而部分城市管理能力滞后。上个世纪50―70年代，曾在西方国家出现的“大城市病”，如今也开始在我国显现苗头。例如就业困难、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水资源紧缺、房价飙升、空气质量下降等突出问题。

存在着城镇化超速发展的“大跃进”现象。城镇化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一个渐进化过程。然而，有些城市把加快城镇化当作一个重要的政绩工程，有拔苗助长之嫌。有的省份提出来，城镇化率2011―2015年要从45%提高到54%，到2020年达到64%左右，要求城镇化率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远远高于国家“十二五”期间年均提高0.8个百分点的规划目标。2010年8月揭晓的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推选结果显示，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正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严重违背城镇化的发展规律。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衰退，农民权益受损。城镇化发展带来城市经济的繁荣，但是，却出现了农村的凋敝，农业的衰败和农民的被边缘化。例如，大量农村青壮年群体进城，弱化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影响农业生产和农业现代化；同时，农村留守儿童的成长、留守老人的养老和留守妇女生产生活等问题突出，使农村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凸现。另外，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大批具有知识和文化的青壮年涌入城市，他们因为农民工身份，不能参加城市的民主选举活动；他们由于身处城市而没有机会再来参与村务决策和治理，流动的农民工的自主权利难以实现。近年来，有些省在农区为了用增加的耕地换取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不尊重农民意愿，强制性拆村并居，导致农民“被上楼”，导致农民的生活习惯将被迫改变，农民的生活负担也会相应增加，农民种地养殖更不方便。而且村改居后产生的大量无土地、无工作、无社保农民将直接影响国家社会稳定。

农民工的半城市化。我国城镇化人口的统计按国际惯例进行，即在城镇连续居住超过 6个月，便统计为城镇人口。但实际上，他们中绝大部分没有真正变成城镇居民，无法在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享有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待遇，事实上没有完全市民化，有人称之为“半城市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在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农民工对城市公共服务产品需求的大量增加，如何为农民工提供城市生活必需的公共产品，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这是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所要面临的问题。

城市化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突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城市化的发展，我国支撑城市化发展的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生态资源等都到了极限，人口和人均自然资源相对短缺的矛盾将更加突出。在城镇化的过程中，由于受全球化的影响，许多历史名城中的文化遗产遭受到冲击，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方面面临着“建设性破坏”，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传统文化街区的历史真实性正在消失。城市发展、城市建筑和城市布局趋同，出现千城一面、城市风貌雷同的现象。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的保护成为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新的挑战。

统筹解决城镇化进程中的问题    

城镇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是我国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但是，城镇化不是搞运动，不是大跃进，它是一个现代化的进程，是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针对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存在的问题，“十二五”期间，我们把城镇化速度确定为每年0.8%，低于过去10年年均提高1.13个百分点的城镇化速度。其中的重要导向就是要总结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困难、问题和偏差，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解决城镇化进程中的问题，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