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一生赤子心，红楼未了梦（2）

直到去世前几天，周汝昌还在坚持写作。邓遂夫从周家人口中得知，5月23日周汝昌还在写书稿大纲，自己口述儿子帮他记录。之后几天北京的海棠诗社出了诗集《海棠雅集》，周汝昌还给这本书写了序跋，和着其他人的诗做了几首律诗。周家人告诉邓遂夫，周汝昌最后的几天头脑一直非常清醒，不舒服了想吃药，明确地知道自己的药放在哪里。

周汝昌95岁高龄，身体状况不是太好，但是也没什么疾病，有点不舒服的时候就不大吃喝。他去世的前几天也没有什么特别，只是不怎么吃喝，儿女们最后几天都在他身边，因为觉得他身体“到点了”，他说去睡睡，就很安静地走了。

周汝昌不想开追悼会，不设灵堂，这是他早就交代过的，“不要搞这些东西”。邓遂夫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实在踏实的人”，生活上一向没有什么要求，家里人想让他吃吃补药，他都很抗拒，只想吃很简单的食品，穿朴素的衣服。从前出风头的场合他没有兴趣，只有真正能和人交流学术爱好的，他才愿意出席。周家人遵从他的遗愿，静静地送走了他。

痴人、赤子

1970年，周汝昌回北京后，想到曹雪芹的诗为他的好友敦诚题的《琵琶行传奇》只剩末二句可以看到，来了灵感，试着续补。他一共试补了三首，后来其中的一首传了出去，使一位红学家认定这是雪芹“原作”。周汝昌及时出来澄清那是自己的续补之作，又有人说他是“伪造”、“制造混乱”，这就是所谓的“曹雪芹佚诗案”。

红学家梁归智给周汝昌写过一本传记《红楼风雨梦中人：红学泰斗周汝昌传》，他提到周汝昌的性格时说：“周先生是一个痴人、赤子，他很天真，但有些人把他想的很狡猾，伪造这了，伪造那了，那都是一种错误的看法，我不说污蔑，至少是一种误解。把简单的事搞复杂了，他高兴的时候就题首诗，说话的时候就比较随便，有的人就认为他是阴谋家，这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说法。”

周汝昌有一些红学观点被认为“不能接受”，例如史湘云才是主角，主张研究红学的四个分支(即曹学、版本学、脂学和探佚学)。梁归智认为这些观点之争乃至对周汝昌的怀疑是对周汝昌研究方式的不理解，他是“中国文化本位”的：“其实，周老先生的观点是，先把这些分支研究清楚了，才能真正了解曹雪芹的思想和艺术。很多人对周先生的中国文化本位的研究方式理解不了。他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多方面熏陶：诗词、绘画，包括写文章的方式、行为逻辑的推导等。很多人认为周先生跳跃性很大，他的很多观点不能理解。因为现在大多数人接受的教育和研究方法受西方的影响，那些有用，但这不太适合用在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方面。”

严中回忆他是“书呆子”，只有在谈红楼梦的时候才健谈。周汝昌不会政治上的纵横捭阖，也不懂人际关系，但是热心红学的人只要给周汝昌写信了，他能回的信都会回，有人去他家中探访，他一般都接待。儿女的生日周汝昌记不得，但他记得每年阴历的4月26日是曹雪芹的生辰，都要给曹雪芹过生日，上供烧香。

写的序能出一本书

1954年胡适在给吴相湘的信中说道：“你在那信里大称赞周汝昌的书，我完全同意。此君乃是我的《红楼梦》考证的一个最后起、而最努力最有成绩的徒弟。”因为这句话，世人都说周汝昌是胡适的“关门弟子”，2005年周汝昌专门著书《我与胡适先生》讲述自己和胡适往来的故事。1947年周汝昌的哥哥周祜昌读胡适考证红楼梦文章，知道胡适寻不得《懋斋诗钞》，写信建议在燕京大学的弟弟寻找，周汝昌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一索即得，根据自己的发现写了文章发表，胡适看到之后主动写信给周汝昌。两人开始书信往来。1948年周汝昌造访胡适，胡适亲自将“国宝级”收藏《甲戌本石头记》借给周汝昌。此间胡适借给周汝昌的其他书，也多“是海内孤本、稀世之宝”。1948年12月15日，胡适乘飞机去台，周汝昌得知消息立刻将《甲戌本石头记》还给胡适。胡适无私借书，周汝昌觉得怎么也都要完璧归赵。1953年《红楼梦新证》出版，一时轰动洛阳纸贵，其中也有胡适帮助的功劳。

有了胡适以北大校长的身份支援在校学生做研究的经验，周汝昌也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晚辈。1980年梁归智写了一篇论文寄给周汝昌，随即得到他的肯定，第二年梁归智写了新书，周汝昌欣然作序。1982年11月，严中为“靖本”《石头记》的下落问题给周老去信，没想到不久之后，真的收到了回信。此后二人开始了长达30年的通信，因为严中在南京，周汝昌和他反复讨论红学中有关南京的问题。1992年，还是文学青年的刘心武在民革《团结报》副刊开了专栏《红楼边角》，发了几篇文章。周汝昌直接给他去信，称他“善察能悟”。每逢晚辈出书，周汝昌都积极为后辈作序，即便是有些学说存在争议。梁归智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周汝昌一向喜欢写序提携年轻人，甚至包括和他有矛盾的人：“先生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对后来的红学研究者写序言，这些序言整合在一起，可以出一本书了。包括后来和周先生关系比较远的，甚至是有矛盾的人，周先生也都给他们写过序言和书评。”

有人说周汝昌这是“捧杀年轻人”。梁归智不能认同这样的说法：“他给我写第一篇序的时候，我还是一个研究生，刚刚毕业，也没什么地位。但周先生在我的序言里说‘这本书会在红学历史上发生深远影响的’，这样的一句话在当时是很惊人的，但30年过去了，时间在证明，我这本书已经出版四版，被认为是红学的经典。这说明周先生特别高瞻远瞩，而且还能在一份著作还没有被历史证明的情况下，认识到它的价值,认识到年轻人的价值，说明他很有慧眼，敢于蔑视常规。”称“曹雪芹毒杀雍正帝”的霍国玲、认为《红楼梦》有对称结构的王国华，都得到过周汝昌的推荐，引起不小的争议，给周汝昌写过传记的梁归智解释说：“比如王国华，他自身受教育程度有限，水平不是很高，《太极红楼梦》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错误、想象的东西太多，价值不是很高、但是有一点，这本书提出《红楼梦》在54章以后有一个对称结构，周先生比较欣赏这一点，但他眼睛不好，没有看全稿，而王国华经历过一些挫折，所以写了一篇鼓励性的序言。这本书中的很多问题，不该周先生负责，是作者本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