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4万亿之辩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成本持续上升的阶段，要慎用凯恩斯主义刺激需求的办法。现阶段要多用供应学派的思路来调控经济，以释放更高的生产率。

新一轮稳增长政策，激起了人们对4万亿的再次关注。时隔4年，我们回过头来看4万亿的功过是非，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这对当前中国经济做出正确的预判和应对决策都有益处。

事实上，近年来，学界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对4万亿的批评是主流。主要的批评观点认为，近年来，政府扩张性刺激政策适用得比较频繁，特别是4万亿。我一贯主张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要慎用，因为它容易扰乱中国经济发展进程，这也是很多经济学家的看法。

扩需求本身就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政策，大多数情况下，短期政策不是用于促进增长的，而是用于宏观稳定的。它好比人吃了激素，会带来诸多后遗症，不到经济特别萧条万不得已时，不应该作为常规政策使用。

地方融资平台的罪与罚

事后来看，当时4万亿刺激政策的出台可能过于匆忙，对当时的经济形势预判有偏误，形成超调。刺激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将总需求和供应调整到比较接近，但是为刺激需求而大规模放贷，导致3年里衍生出10.7万亿地方债；这几年狭义货币M1增幅并不大，但广义货币M2增长很快，说明银行外的社会融资规模过大，带来一些货币管理上的失控。这是4万亿要反思的地方。

当时中央政府对于经济的预判是，美国金融危机会波及欧洲、北美这两大出口市场，外贸会受到影响，会有就业压力，所以要用内需补外需。从后来GDP的数字来看，外贸所受影响并不大。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2008年上半年，沿海一带中小企业所谓的“倒闭潮”就已经出现了。

另外，中国出口的产品，相对发达国家，属于收入弹性比较小的品类，比如服装，它跟汽车不一样。金融危机之后，家庭削减开支，汽车消费会大幅减少，购置衣物会有所减少，但毕竟是生活必需品。所以金融危机对外贸的负面作用，我认为是估计过高了。

4万亿刺激方案的关键在于，让地方政府恢复启动了地方融资平台。发改委审批了大量的项目，这些项目通过地方融资平台，从银行获得贷款。4万亿是3年内财政层面注入的资金，实际上注入市场的流动性，远超出财政开支。仅银行系统就有10万亿，中国1万多家融资平台，形成了一个债务融资的风暴。

不过，我一直有个看法，10万亿地方债务并不可怕。因为这个数字不能简单跟地方的财政收入对照。因为政府投了很多基建项目、公益项目。从资产负债表看，一方面出现债务，一方面也形成很多铁路桥梁等资产。接下来如何盘活这些资产来偿还银行债务，这方面中国是有经验的。

朱镕基时代，很多银行的不良资产，通过资产处置，打包出售，最终被市场吸纳掉。所以说地方债务有风险，但没到债务危机的那种程度，况且经济形势好就能够盘活。

4万亿引发人们对地方债务问题的思考，接下来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怎么融资，这始终是个问题。一个方案是允许地方政府通过金融市场公开融资，目前上海、浙江、广东等地已经在试点，这个思路是对的。

但是地方政府大规模发债还需要时间，所以地方政府靠银行提供信贷的间接融资，在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间还会是个主要的融资渠道。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从银行获取贷款发展经济的模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要保留。

4万亿不是原因，是助推剂

人们批判4万亿刺激政策的理由还有很多条：推高通胀，导致国进民退，抬高新一轮房价上涨等等。事实上，这些现象并非4万亿引起的，也不是从4万亿才开始的。

中国在2004年后，物价总体趋势在加速上行，实际汇率也在向上走，人们感觉到中国的东西变贵了，其中主要原因是工资上涨、生产成本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