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完全的实业家
这个集团由捷克、德国和波兰组成。它们是仅有的几个敢于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与中国直接交锋的成员国。该集团不认为应由市场力量来塑造欧中关系的本质。它们准备以具体部门要求施压中国,支持以反倾销手段对付获得不合理补贴的中国商品,或威胁使用其他诉讼手段。
2、意识形态的自由贸易者
这个集团包括丹麦、荷兰、瑞典和英国,多倾向于在政治上对中国施压,而反对在贸易上这样做。对这些国家来说,自由贸易理念事关经济利益:它们的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受益于,或者希望受益于中国的增长,而不是被来自中国的便宜进口货威胁。
3、乐善好施的重商主义者
这个集团比前两个都大,包括保加利亚、塞浦路斯、芬兰、希腊、匈牙利、意大利、马耳他、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西班牙。这些国家的共识在于,认为与中国保持良好的政治关系会使得它们在经济上获利。这些成员国认为经济应该主导与中国的关系;它们把反倾销手段作为一件有用的工具,反对赋予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尽管依据世界贸易组织约定,到2016年中国将被视为市场经济国家)。在希拉克时期,法国一度属于这一集团;在萨科齐时期,法国在赞成和批评中国两者之间摇摆不定。
4、欧洲的追随者
第四个集团由服从欧盟对华政策的成员组成,包括奥地利、比利时、爱沙尼亚、爱尔兰、拉脱维亚、立陶宛和卢森堡,是最具有“欧洲精神”的集团,但只是追随者而非领导者。该集团中的大多数国家并不认为与中国的关系是其外交政策的核心。它们依赖欧盟来躲避中国在诸如台湾或西藏问题上的压力。
由于成员国之间的这些分歧,中国认为欧盟不团结也就不足为奇了。法国、德国和英国分别对此负有责任。比如,最近与中国在会见达赖喇嘛上的争吵,法国、德国和英国领导人就拒绝了相互间的支持。任何增强欧洲地位的努力,都必须首先认识到,现在没有一个成员国可以与中国分庭抗礼。总体上或是个别来说,只有加强团结,欧盟各成员国才能够在与中国的接触联系中获得更多利益。而这只有在欧盟各成员国找到克服分歧、提升自身凝聚力的情况下,才会成为现实。
欧洲往往把中国视为由欧洲锻造而成的国家组织。但事实是,中国是一个灵巧而又务实的国家,知道如何同欧盟打交道。它的外交政策首先服务于国内需要——比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要求、在选举程序缺乏时加强政治合法性。不管怎样,北京的全球贸易、金融和技术流动、对能源和原材料的渴求,使得其成为从非洲到拉美的关键角色。
近年来,尽管北京已经是世界舞台上的新中心角色,其对欧盟的政策本质上仍然是经济性的。中国想更多地进入欧盟市场进行投资,寻求技术转让,并使欧盟及其伙伴更多地承担气候变暖的责任。更重要的是,中国希望欧盟在台湾和西藏问题上不再左右摇摆。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中国对欧盟采用了三种基本策略。首先,它利用了欧盟的开放市场获利;其次,采用正式对话但却没有结果的方式应对欧盟的施压;第三,利用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分歧。
全球政治问题,中国不配合
现在事关欧洲的每一个全球政治问题中都有中国因素。尽管欧洲表示支持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但这些尝试往往都不成功。
西方害怕中国和俄罗斯形成新的权力轴心。俄格战争之后,俄罗斯承认了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独立,而中国对此反应平静。确定无疑的是,尽管如此,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的新自信给1990年代以来人权、民主和国际斡旋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欧盟国家已经感受到了中国在如联合国等组织中的新策略,这使得它们越来越难以在诸如人权等问题上一呼百应。
欧盟通过其三驾马车——英国、法国和德国,迫使中国支持其在停止伊朗铀浓缩项目上的努力,这样的代价是答应中国不寻求对伊朗进行更为严厉的制裁。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否决权的国家,它的支持对于欧盟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地位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欧盟的外交成功。但由于缺乏其他有力的手段,欧盟无法说服中国同意对伊朗实施更严苛的制裁。对于伊朗,以及其他受到国际制裁的国家,中国的影响力有增无减。
没有什么比非洲更能说明中欧在外交政策上的冲突了。尽管欧盟依然是这片大陆的头号投资者,但是与中国相比,其影响力正在下降。中非贸易以每年33%的速度扩张,相比之下,欧盟只有6%。中国把这片大陆视为能源和矿藏的主要供应商,以及越来越重要的市场。但它在非洲的目标同时也带有政治性,比如,寻求非洲国家在联合国内部对台湾、西藏和人权等问题的支持。
根据欧洲政府不应对非洲国家指手画脚的原则,中国反对欧盟的旨在制止非洲危害人权的努力。欧盟对中国施压,迫使其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关于谴责2005年和2006年苏丹政府达尔富尔政策的决议,结果收效甚微;只是到后来当地状况危及其投资,以及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公众压力,才使得中国说服喀土穆接受外国维和人员。欧盟劝说中国协助孤立津巴布韦穆加贝政府的努力,也同样是无果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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