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振锋：鬼话、童话、神话与真话（3）

毫无疑问，积贫积弱的中国当然可以、也应该学习包括西方在内全人类的优秀治理机制与文化，从而为解决自己的问题服务。我们必须以开放的心态来看待这一问题。然而，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西方？难道仅仅是为了印证西方的正确性、先进性与神圣性？仅仅为了变得和他们一样？

恐怕很少有人愿意对这样的问题以“是”来回答。但100多年来社会科学研究的现实，却不能不让人怀疑，实际上虽然我们口头沉默，但行动上已经回答：“是”！尽管不是全部，但不少学者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落入了西方话语的陷阱，将西方话语奉为“神话”，写文章时，不由自主地就是“中国问题+西方理论+中国应该学习西方”这未必合乎逻辑的“三段论”；见洋人时，自觉不自觉地就底气不足，腿软腰酸，见了洋文就如奉纶音不敢稍疑，甚至于将自己的真实看法捏紧了、藏实了，不敢在洋人面前“献丑”，或者故意曲解、隐匿己意以取悦洋人，这样的情况在社会科学界还少吗？最终腰杆越来越曲折，脑子越来越糊涂。脑子糊涂了，立足点站错了，存有了太多“普世”价值和“先见”(preoccupations)，往往会对认识和思考问题构成束缚与限制，更难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对真正同质性的问题进行客观比较。因此，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次数越多，“了解”的老少边穷地区信息越多，越有可能是在不知不觉下陷入彀中，为他人提供“情报”，对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危害也可能就越大。比如“民族自决权”理论。本来作为一个理论，也没什么，它自有其适用的历史语境和现实环境。而到了中国，却有被一些人神化成真理之势。但很少有人去想，作为在族群方面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是否与西方的nation，ethnic能完全等同？为什么美国人宣布在美国不适用，英国人宣布在英国不适用的民族自决理论，到了中国就有人将其视作真理？

还有discrimination，中译成“歧视”的问题，同样似是而非。歧视在西方有其特殊的社会深层结构和宗教因素，其特点是很明显的，一般都有两个较为明显、相对确定的歧视和被歧视群体，而且两个群体很难相互转换。比如白人和黑人（有色人种）、基督教和异教徒、男人和女人。这种歧视根深蒂固，因为被歧视者很难将自己的皮肤洗白，很难改变自己的信仰，也很难从女人变成男人。而在中国，除了有一些政策性的不公平待遇，比如有编制的政府和事业单位“干部”与合同制的工人，待遇不同，不能同工同酬。其他诸如歧视农民工等，这里的“歧视”与西方意义上的歧视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因为，这些歧视本质上不过是“势利”而已。而“势利眼”，哪个时代，哪个国家没有，纯属道德修养问题，如何跟法律搭界，成了需要法律来规制的“歧视”了？

所以，“神化”最可能的结果就是，一方面坚称西方神圣，而同时却并不真了解西方。而自己的国家、社会与生活，最后也变成了“熟悉的陌生人”，“日用而不知，习焉而不察”，好像很了解，实际上却似是而非。

事实上，没有人否认学习西方的重要性。不仅西方，人类古往今来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只要对我有益，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在这个问题上不必扭扭捏捏，大可以开放的心态大张旗鼓地进行，因为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善于取经而不善于传教的民族。但问题在于，在揭开浪漫或神秘的面纱之后，在除魅之后，我们反而更可能认识一个清晰而真切的西方。而且，学习西方和国外不是为了自我菲薄，不是为了改旗易帜，投靠西方，也不是为了变得和西方一样或者印证西方的正确性与先进性，而是为了将自己变得比西方更好，以开阔的心胸，吸纳西方、超越西方，从而为人类再探索一种优良治理机制，并提炼出其背后的思想与理论体系。这才是一个伟大民族应有的自我期许与不可逃避的使命。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然应该反对盲目复古甚至闭目塞听，而应该提倡真正的解放思想，提倡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看待中国、西方以及全世界。第一，不管是鬼话、童话，还是神话，这些都不应该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应有的“西话”，甚至大多不是真话，而应该解放思想，切实调研，认真阅读，详细比较，客观打量，有一说一，让“西话”成为“真话”：不隐其善、不匿其恶、实事求是、客观呈现的“真话”。第二，对于西方的研究，不能仅限于子曰诗云的文本，关键是立足实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被虚幻的理念所挟持，秉持真正的独立意志与自由思想。这就要求超越对西方从文本到文本的研究，超越油浮于水面的浮光掠影的臆想与表面化了解，而是真正辅以更纯正的社会人类学方法进入西方社会与法律运作的肌理，进入微观，去真正地观察、体验和判断其社会与法律实践。要将西方弄懂了、弄细了、弄透了，搞清楚真正的“西方”。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做到以丰沛的学术自尊与自信，不隐其善，不匿其恶，取其精华，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