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振锋：鬼话、童话、神话与真话（2）

但怎么西天取经？中间却道道甚多。以法律为例，获取西方资源大略有三种主要途径：翻译西方法学思想经典，翻译法律制度规定，以及实地考察其法律理论与实践。如果我们不否认学习西方法律的可能性的话，那么也很难超出以上三种方式。三种方法各有优劣：思想经典可以高屋建瓴，洞察西方法制背后的精微思虑与哲学洞见，但问题是，它可能是理想，可能是空想，也可能是幻想，其作用主要在于思想上的激发而非实践中的操作；法律制度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西方法制的轮廓概貌，但规定不同于实践，制度也可能沦为一纸具文。一般来说，实地考察是了解一国法律制度状况的最佳方法，不仅能够了解其全貌，更能够深入其社会生活的肌理，洞察其法律实践的细节，增强对不同法律实践的理解，但缺点是研究者必须身临现场，不仅费时费力费钱，而且对方法训练的要求程度较高。前两种主要是文本方式，从文本到文本，不免与实践隔膜，照抄就会出问题。

可惜的是，这种脱离语境的从文本到文本的研究，成为国人研究法学的主流。但不管怎么样，人们还是认识到单纯依靠文本的隔靴搔痒的不足，于是，或经东洋中转，或者径赴西洋，官商考察与学生留学开始蔚然成风。成果当然很大，也产生了不少学贯中西的大家，但整体观之，却也不乏问题。除了请通缉犯梁启超代笔写考察报告之外，即便留学或者访问，又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了解、认识和理解西方呢？

大多数留学生与学者的生活就是寓所、学校的两点一线，至多再到超市买买菜，或者顺便到景点留个影。对于海外华人学生学者或者在西方科研机构工作的华裔知识分子而言，接触的也多是名校的知识分子，大家一般没有利益冲突，反而有陌生人之间的好客与好奇，因此交往上自然文质彬彬，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都是一些会“香汗淋漓”而不是臭汗味四射的人。而且碰巧的是，西方大学区往往多在富人区，每多香雾云鬟、觥筹交错甚至灯红酒绿，自然晓风残月，令人留恋。

这样的“西方”，难道不是玻璃瓶里的美丽童话世界吗？

更何况偶尔还有挟洋自重的情形呢？蔡枢衡老先生早在1940年代就发文章说，从德国回来的一定满口施塔姆勒；从美国回来的则言必称庞德；从英国回来的当然是边沁、布莱克斯通天下无敌；而从法国回来的嘴边不能不挂着狄骥。非如此，怎能彰显自己的学有所成，应该得到国内各界重视，抢位夺金呢？当然，这未必是普遍情形。

但问题的关键是，虽然他们的确远赴西洋，超越文本，实地生活考察了，但真的就了解西方了吗？抑或说他们了解的不过是他们所生活的一个侧面的宛如童话般美好的西方？很可惜，恐怕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实际并未能真正的超越文本，因为在天真的童话世界里，他们所言的也更多的不过是西方“童话”。哪怕并非所有人都是如此，这也绝非个别现象。

三、神话

实际上，很多时候，在我们远赴重洋伊始，脑子里的西方已经是美丽的童话。

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将近半个世纪里，西洋的入侵并没有给庞大的老大帝国带来真正的震撼。文人雅士们依然在埋首科举，要么就是寻师访道，或者在诗社里吟哦唱和。真正给人们带来巨大震撼的是1895年的甲午一役。败于西方列强还能够让人自我麻醉，但天朝的“远东”第一舰队竟然败于一向被看不起的东夷蕞尔小国日本，就真的不啻于给士大夫扇了一记响亮的耳光。而仅仅10年之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更深深震撼了寻求强国之道的中国人。何以一个蕞尔小国能在短短数十年的时间里快速崛起，甚至跻身于世界一流强国之列？

朝野激烈争论，苦苦思索，而答案却是出奇的简单：日本以立宪而胜，俄国以不立宪而败。给出这个答案的，是当时中国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严复于1905年9月3日在《外交报》发表《原败》，总结俄罗斯战败原因：“是故东方之溃败，于俄国非因也，果也。果于何？果于专制之末路也。”对当时的朝野精英来说，要想富强，答案也已经昭然若揭了，那就是立宪修法，向西方学习。原因很简单，除了科学技术、坚船利炮之外，要富强就要立宪法治和民主，因为能够欺负我们的西方国家，就是因为这些东西而强大的。逻辑不言而喻：富强=立宪、民主、法治=西方。成王败寇，而更重要的是“自我屡为所败，则强弱即成是非”，他们是强大的，所以是对的，所以不学他们就是不对的。以武力为基础的实力问题，被转化成了一个价值问题：强的就是对的，弱的就是错的，强弱的事实问题，就被这样不合逻辑地转化成了价值上的是非问题。情况还不只此，不仅强弱就是对错，而且还被区分为先进和落后，文明和野蛮：因为西方强大，所以它就是对的，是先进的；而中国弱，则她就是错的，是落后的。这样，中西在空间上的平行分布关系，又被转化成了时间上的先后关系。最终，本来可能仅在西方产生并得到印证的一些东西，也被当成了可在全人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中西之间本为不同具体主体之间的并列关系，又被转化成了普遍与特殊的关系。自然，西方是“普遍的”，而中国是“特殊的”。就这样，西方成了传说，成了神话。

四、真话

西方神话其来有自，不过是被欺凌的非西方人士对强大西方的神化而已。神化他者的必然结果就是自我的矮化，与对强者的迷信。

南宋学者欧阳守道曾批判当时的学者往往迷信经典，对经典总是毫无怀疑地浏览背诵，而没有自主地思考与批判，并称之为“以目废心”。葛兆光先生认为这是思想世俗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思想成了文本，文本蜕化成文字，文字仅仅作为符号供人背诵，背诵的意义在于交换，当这种知识与思想脱离了社会生活的思索和心灵境界的涵养，那么，它与应当针对的社会生活就发生了分离，仅仅是一些空洞的教条就够了。”但实际上，这也是思想被神化所必然导致的结果。不管是被世俗化还是被神化，即便本来具有批判力和诊断力的思想，一旦被社会的绝大多数不假思索地接受，占领了教材、课堂、报纸、电视和网络，便常常会成为清客的谈资，思想的框架甚至无形的天花板、玻璃罩，最终的下场就是成为被人们虽日日翻阅，感觉似有所得而却无实际教益的枯萎的文本。本来提炼自活生生的人世生活与实践的活泼泼的思想，因为被视为“经典”，而最终成了与生活和实践更少发生关系的教条。也许，越是被人们捧上天的东西，对生活就越没有意义。越是被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适用古今而不移的金科玉律，哪怕再高妙，也越难与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的具体人生发生真切的联系；最终只能是要么成为被悬置为无用的屠龙之术，要么被新的话语所代替。

也许，事实就是这么讽刺，越是成为“神话”的东西，人们越是对其一知半解，也越是对人无益。某种意义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童话般美好、神话般正确的“西话”——西方理论与思想，不正与此类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