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振锋：鬼话、童话、神话与真话

西学东渐已经将近两个世纪，其功其过，纷纷扰扰。然而，不管学术界关于中西如何论争，今日国内学术界“西话”萦耳，也是事实。考察近300百年来“西话”在中国知识界的兴衰沉浮与话语嬗变，我们可以隐约发现一个用“鬼话”、“童话”再到“神话”描述西方社会的轨迹，细究起来，颇有些值得反思的东西。

一、鬼话

伟大的文明总是骄傲的，在很大程度上，这无关修养，而更多体现的是一个文明的自尊与自信。北宋石介曾有一篇《中国论》，宣称:“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即便军事上积贫积弱，当时的士人仍然有这样的文化自信。只是，天下区隔、交通有限时，产生误解，也不可避免，由骄傲而来的傲慢情绪，也在潜滋暗长，所谓东夷、西狄、南蛮、北戎的蛮夷之说，即属此类。

即便是与真正的西洋人开始打交道的清朝道咸时期，中国人对西方仍然缺乏真正的认识，不仅以“英夷”、“法夷”等称之，甚至还要在旁边加个“口”字旁或者“犬”字旁，简直是视之为非人类。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人家兵临城下了，才应要求被迫改变。至于在绘画中将西方人画作三头六臂，为妖为怪者，也不是没有。而且，除了广东等少数能与西洋人打交道的地方外，绝大多数中国人穷其一生也没有机会见到一个西洋人，也很少有人想过去西方实地考察，大家也不认为有这个必要。但没有见过却不妨碍他们的想象。西洋人是什么样子呢？于是，《山海经》等古籍中奇奇怪怪的记载又被翻了出来。他们把传说中的欧洲等地同《山海经》中的记载相互参照比附。于是《山海经》里那些半人半鬼的形象，就成了国人想象西方人的模本。

鸦片战争前，时人普遍认为英国人“腿足纠缠，难伸屈，一扑不得起，故往往挫衄”。而且还真有人信，比如那位大名鼎鼎的林则徐。得到了这个“情报”之后，他对战胜“英夷”的信心大增：“彼之所至，只在炮利船坚，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刃数敌，即乡勇平民竟足以制其死命，况夷人异言异服，眼鼻毛发皆与华人迥殊，吾民齐心协力，歼除非种，断不至于误杀。”1839年9月，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他仍然坚持认为：“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 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现代史研究室编：《林则徐集》，中册， 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76页）正是因为英国人不是人而是鬼怪，所以当时有骁勇善战之誉的将军杨芳在接替琦善镇守广州之后，不是买枪造舰，而是命士兵搜集马桶秽物和女人内裤，挂在广州城头对着英军枪炮。这哪里是打仗？分明是镇妖捉鬼嘛！

既然洋人是妖魔鬼怪，那么称他们为“鬼子”自是顺理成章，而且还真是于典有据。“鬼”并不仅仅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害怕的那种生活在阴间的东西，根据古代文献，它还多指“远国蛮夷”或“异族外国”之人。《易·既济》：“高宗伐鬼方。”陆德明《经典释文》引《仓颉篇》曰：“鬼，远也。”又，《诗·大雅·荡》：覃及鬼方。毛传：鬼方，远方也。朱熹集注：鬼方，远夷之国也。什么罗刹鬼（俄国人）、红毛鬼（荷兰人），管你英吉利、法兰西，到了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统统不过是一群根本不值一哂的蛮夷之“鬼”而已，所言的也是不值一提的“鬼话”。上至天子，下至庶民，对其都可以不屑一顾。

在西方近代的殖民与屠杀中，从晚清以降的短短几十年，“鬼子”一词的含义在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刚开始不过是代表落后蛮夷地区近于妖魔鬼怪甚至禽兽的东西，变得令中国人闻而生畏，而且由畏生敬，最后甚至崇拜他们起来。流风所及，就连刚刚学习西方，还在半瓶子醋的东洋“虾夷”，也试图染指这个他们仰望了千年的大陆，成了与“西洋鬼子”同样凶残、甚至犹有过之的“日本鬼子”。

二、童话

近代西方一边对外奸淫掳掠、杀人放火，一边竟然又在内部鼓捣出了自由、民主、法治、人权与市场经济这些近代以来“唯有”的大词、好词，据说这些就是先进、现代、正确，是真正的“文明”，而且还是唯一的，或者是专属于西方的，否则就是不文明，就是野蛮和落后。最后，连曾经骄傲的中国人也不得不俯首称叹。

于是，中国的再一次西天取经开始了。从出使英德比日等国的“五大臣”，到从晚清开始，洋顾问开始在中国流行，就连清政府之修律，袁世凯之称帝，国民党之立法，都要请冈田朝太郎、古德诺、庞德之类的东西洋人来“顾问”或“论证”。

然而，换来的，却是辛酸悲惨的现实。从1840年到1901年，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海战、八国联军侵华，五战五败，创巨痛深，短短一个甲子，却是沧海桑田，山河陡变。此后更加凄惨，西洋鬼子肆虐，东洋鬼子又来雪上加霜，甚至更加凶狠和野蛮。“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沉甸甸的国恨家仇压着每一个中国人去寻求富国强兵之道。

“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遂成为晚清人们的难解之谜。林则徐、魏源、徐继畲开眼看西方，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中华之聪明智巧必在诸夷之上”，但为什么却西强我弱呢？他认为，原因就是中国在“人无弃材”、“地无遗利”、“君民不隔”、“名实必符”四个方面都不如夷人。于是，富强之道，就在西方，必须“礼失求诸野”了。原因就是西方人够强、够狠、够无耻，一手打造了清末民初黎庶昌先生所言“纯任国势之强弱以为是非”的强权政治。尽管这种以暴力为后盾的西方消费文明的胜利，实质上不过标志着身体对灵魂、肉欲对美德以及物质对精神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