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如何能在南海赢得尊重

编者按：近日来中日围绕钓鱼岛问题，争议不断升级。先是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不断骚扰，四处募捐推进其“购岛”计划。虽然无果，但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也开始表态，考虑将钓鱼岛“国有化”。中国外交部此前对日方的不断挑衅唯有抗议之声，不见任何行动。《环球时报》为此刊发社论，认为中国需要有一点让日本反思的动作了。昨日（7月10日）中国海军在东海进行实弹演习，被一些外媒认为是针对日本。但演习尚需准备，不大可能因为日方言论一出，这边立马出兵。而据新华社消息，今晨（7月11日）中国三艘渔政船开始赶赴钓鱼岛海域进行常态巡航。这个当然应该被归类为《环球时报》所谓的“动作”。不过，中国在周边领土问题上一直麻烦不断，除了一些动作之外，更需要一个清晰明确的战略思维，避免别人触碰一下，我就反应一下的被动局面（文扬：钓鱼岛背后的战略现实是什么？）。本文为张文木教授去年发表的旧文，值此纷扰之际，本站刊出此文，意在为中国解决周边领土纠纷问题提供一点战略思考。

从《钓鱼岛应成东亚“模范摩擦海域”》社评说开去

2011年7月4日，杨洁篪在与日外相会谈中重申“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杨外长关于钓鱼岛主权的表态，是坚定的和不容商量的，是符合中国国家根本利益的。可近日有媒体（2011年7月9日《环球时报》）发表“社评”却主张钓鱼岛应成东亚“模范摩擦海域”，认为，“钓鱼岛在国际上属于争议领土”，“它的未来归属是存在变数的”，“中国宣示对钓鱼岛的主权，并不意味着中国就能实现这一主权”。文章还称“中国保钓行动的实际效果”是“保持并强化了钓鱼岛主权在国际法和世界舆论层面的争议性”。文章在钓鱼岛的主权关系的表述上显然与杨外长不一致，其关于将钓鱼岛变为“模范摩擦海域”的建议也显得书生气十足，如果不是作者词不达意，其正面意思没有表达清楚的话，笔者觉得有必要就中日围绕钓鱼岛的“争议”及其背后的战略意义，谈点个人的想法。

一读到“钓鱼岛应成东亚‘模范摩擦海域’”构想，我就忆起20世纪前半叶的中日关系史，想起“九一八”事变后的“李顿调查团”。

1931年9月18日，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随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大片土地，战火延伸到平津一带。

这时蒋介石对此次事变的应对政策接近上文作者提出的将东北建成“模范摩擦”区域的设想。面对日本侵略，蒋介石不是积极地组织抵抗而是要强化中国东三省主权在“国际法和世界舆论层面的争议性”。为此，他于1931年底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

面对蒋公的“申诉”，日本方面的回应是在《国联调查报告书》（1932年10月）出炉前，不是强化而是尽量弱化其侵略行径“在国际法和世界舆论层面的争议性”。1932年3月1日，宣布其傀儡政权“满洲国”成立，1934年又将伪“满洲国”改称为“满洲帝国”，在全世界面前明示其占领整个华北的野心。

1935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为了满足日本在河北建立“模范摩擦”区域的要求，与日本签订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使中国丧失了河北大部分主权，将察省主席宋哲元撤职，二十九军撤出察东地区，成立察东非武装区。由此中国又失察哈尔主权。

即使如此，日本人还嫌国民政府没有达到“模范摩擦”的标准，9月，日本侵略华北驻军司令官多田骏发表声明，公开鼓吹华北五省在日本的指导下“联合自治”。10月22日，日军在河北香河指示汉奸、地主和流氓成立“县政临时维持会”，发表“自治宣言”。11月25日，日本侵略者唆使国民党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不久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布“脱离中央自治”。11月，日本侵华战犯土肥原到北平向二十九军军长、平津卫戌司令宋哲元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要求宋哲元限期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将以武力攻取河北、山东。

南京政府为了让中日间“摩擦”更为“模范”，于12月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指派宋哲元为委员长，由日方推荐著名汉奸王揖唐、王克敏、刘燮元、曹汝霖等十余人为委员。此后，日本人又得陇望蜀，组织大小汉奸在平津“游行”，要求“华北五省独立”。

至此，中国人民对蒋介石对日一味让步的政策已忍无可忍，这样便激出了逼蒋抗日的“双十二事变”和由此形成的抗日统一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