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普顿：中国外交政策将会怎样？（2）

在安全和外交政策领域，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可以从不同的方面表现出来。本文提供了三种主要的构想：合作、分歧以及包括此二种元素在内的混合形式。在提出各种宽泛的构想之后的讨论中，我将指出北京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将采取何种道路的首要决定性因素，这些因素将被当作下一个十年的观测指标。

一、三种前景

在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领域，三种宽泛的前景构想是可能的。

构想一：广泛的合作

在这一前景构想中，进行广泛合作的中国把自己的利益与维护过去60年来的国际体系的需求看作是整体一致的。在这种构想下，中国将继续加强其掌控能力，并大致像当前一样重视经济和思想观念的实力。中国将会同美国、日本以及其他主要的周边国家保持良好的建设性关系。中国在追求全球安全和其他利益中，将会以非常合作的方式行事。

构想二：分歧

在这种构想下，中国自己的国家利益和福祉在一系列问题上同主流的国际体系相分歧，北京方面会着重于掌控力的获得。在这一种前景中，伴随着在第三方区域相当多的充满摩擦的竞争，中国同美国和日本的关系将会问题重重。

构想三：混合形式

在这种构想下，中国同当前国际体系的融洽程度是混合的，北京方面的倾向与其他主要大国(特别是美国和日本)十分不同，因此成为同东京、华盛顿和其他主要大国持续发生摩擦的根源。同时，这些摩擦不会严重到导致当前的体系崩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将会更加重视掌控力和经济实力；中国同美国和日本的关系将带有强烈的安全竞赛的成分，然而也包括实质性的经济合作。

这些假想的前景中的哪一种将会最接近于2020年的实际情形，取决于下述三种主要变量的排列，但台湾问题除外。如果对于极具影响力的台湾问题处置不当，仅仅这一点就会推动中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甚至国内政策)朝着上述三种转向中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一种——构想二发展。美国、中国和(非常微妙的)日本都有责任小心处理台湾问题。

二、主要的变量

(一)国内的发展

第一组变量涉及中国的国内发展。一个内部稳定、谋求国内经济与社会进步的中国将会注意把对于自己持续进步的外部威胁降到最低，同时热衷于为自身发展吸取国际体系的先进资源。反过来，在一个受到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困扰的中国，在精英阶层以及民众中将会充满政治上的分歧，这就很难避免向国外转移视线(寻找替罪羊)，也很难避免为了精英阶层(或者分裂了的精英中的某些派别)而充分利用国内流行的民族主义。一个受到国内问题困扰的中国对其外部而言将会是一个不稳定力量。

(二)主要大国的联盟

第二组变量涉及主要大国的联盟，这为中国的运作提供了地缘政治的背景。关键的主要大国格局是中—日—美“三角关系”。考虑到这一区域的历史以及美日在意识形态上的紧密关系，对于美国与日本来说，把它们的利益和行为定义为对中国力量的制衡，将会具有持久的吸引力。这一看法，以及华盛顿和东京为此而作出的举动，将会导致中国国民和国际国内安全政策机构的倾向变得最为糟糕。一个日本、中国和美国在其中以互助合作的方式确定各自利益的未来主要大国格局，将会使北京采取更加稳定和合作性的行为。其他的重要(或者成长中的)大国，例如印度和俄罗斯如何与中国发展关系，在形成更广阔的国际背景方面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美—日—中关系似乎是关键。一种不重视多边主义、而重视维持具有优先权和支配权的霸权地位的美国政策(如美国2002年和2006年的“国家安全策略”)将会增加充满冲突的构想出现的可能性。把日本当作美国在亚洲的代理人来限制中国是一个从根本上有缺陷、达不到预期目的的观念。

主导主要大国未来关系的另一个需要仔细观察的维度是中美之间对彼此战略的猜疑程度。一些战略上的相互猜疑将会由科技上的行动—反应模式所滋生。2007年中国进行的非常成功的反人造卫星试验就是征兆。美国发展了反弹道导弹能力，同时与日益精确的美国常规导弹与军备相结合(更不用说，规模庞大和非常精确的核武器实力)，这已经从理论上造成了对中国核还击能力的威胁。北京已经提议中国与美国进行旨在阻止空间军事化的会谈，而华盛顿至今抵制这一会谈。在显然是为了保证自己还击能力(这通过限制美国的通信、导航和太空感知系统的能力来实现)的努力下，北京会努力把美国引向关于中国最近的反卫星试验问题的会谈上来。不论动机如何，中国获得这种能力几乎必然要刺激美国进一步的科技探索，从而加速科技竞赛和战略上的不信任这两者的交替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