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普顿：中国外交政策将会怎样？（4）

(4)观察美国向台湾的武器销售和中国在台湾海峡的军事力量的增加。

(5)观测在何种程度上中国和美国在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些地区表现得更像战略竞争者而不是发展中的合作伙伴，该领域的发展还属于初步阶段，但并不是全部都具有积极意义的。

(6)注意双方在何种程度上开始像重商主义者那样谈论“控制战略性自然资源”，而不是共同协作以维持全球资源市场的运转。

(7)密切注意科技行动—反应模式在武器领域有了何种程度上的发展。空间将会是这类交替上升的竞争的一个主要领域。

(8)观察一些主要大国(日本、美国和中国)认为应优先解决的事件(例如北朝鲜和伊朗的核计划以及恐怖主义)的数量和重要性。这些主要大国认为它们在解决这类优先考虑的问题时彼此互相需要。第三方创造的需要主要大国(中国、日本和美国)合作的案例越多，这些大国就会越不愿意陷入到它们之间的冲突中。

以下是需要关注的区域经济以及其他事务中相互融合和相互依赖的关键性指标。

(1)观察中国在何种程度上促进了区域组织和自由贸易区域的发展以及中国的周边力量在何种程度上既与其合作又寻求同美国的合作。“开放的区域主义”同“封闭的区域主义”相比，将会是一个更加积极的进步。

(2)注意中国在何种程度上参与了多边安全组织和论坛以及与周边不同的军事力量合作以维护区域稳定。

(3)密切注意区域和全球的贸易和旅游者的流动方向。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越高，这些社会支持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小——只要这些相互依赖的市场保证战略性资源的不断流动。

(4)关注在全球性和区域性环境事务上的合作范围，以及北京在这些事务方面的建设性参与的程度。

(5)密切关注国外直接投资和金融的流动，包括持有美国债券的情况。金融的相互依赖程度越大，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越小——其他所有的事情都一样。

(6)密切注意全球经济中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潮流和政策，特别是在三个主要大国(日本、美国和中国)中间。

四、相对的可能性

把这些主要变量指标当作一个整体来看——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似乎趋向于一个整体，可以引发三个重要观点。

第一，合作与竞争的混合(构想三)需要北京、华盛顿和东京(还有其他国家)的持续经营，如果中国继续沿着改革的道路前进，能够维持国内的稳定，保持继续的融合和相互依赖的进程，这样的构想就可能会出现。同时，中国、日本和美国之间的战略关系将会处于某种矛盾和不信任的境况中。尽管中国与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不会有大范围的冲突，但一方面是双方商业和经济利益间的紧张状态，另一方面是大国之间存在的安全共同体，这将会有碍于广泛的合作关系。

第二，构想——中国同美国和其他大国的广泛合作是可能的，也应该是北京、华盛顿和东京努力争取的前景。设想中国(以及美国和日本)形成的决定将会创造一种广泛合作而且没有摩擦和冲突的关系，这是可能的。然而，考虑到安全事务在北京、华盛顿和东京的政策制定中的核心地位，在战略领域的相互不信任似乎不可能允许有足够的信任来实现构想一。更多的与安全相关的交流和透明度可能会提高有利结果出现的可能性。

第三，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我们发现自己陷入构想二(即广泛的冲突)中，这标志着所有大国(日本、中国和美国)领导层的失败。除非由于外部发展的不稳定或者是国内动乱，中国的国内发展将会在当前的方向上继续前进。因为在中国，经济利益在避免冲突中有着足够的力量(而且中国国内的当务之急的力量非常强)，所以避免最坏的情况是可能的。如果构想二的情况出现，那将是因为中国政治体系中的调控中枢不能掌控局势，在经济力量的主要中心广泛传播的保护主义和其他相似的力量抑制了相互依赖性的发展，并且在所有大国中对安全利益的关注胜过了经济利益，以最具破坏性的方式助长了民族主义。

五、结论

即使广泛合作这一可能性不大的构想作为结果出现，中国(还有印度)的崛起也将给国际体系带来巨大的挑战。国际社会一直在以北京反对的方式推动中国控制其发展导致的不良结果，而中国也同时要求发达国家对全球问题作出更大的贡献(包括环境问题和改善南北差异)。这样，即使中国愿意同乐于接纳它的国际社会形成广泛合作的关系，也经常会处于两难抉择之中——一方是人民对改善生活机会的需求，另一方是一个在北京看来是要求苛刻的国际社会，而中国领导人因为担心会减慢中国进步的速度而抵制这种国际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