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何去何从—政府转型面临考验（2）

在发展方式转变的特定背景下，坚持市场主导下的政府干预有三件事很重要。

1.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在这个前提下，使消费主导取代政府主导的投资，并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2.加快要素市场化，尤其是土地、资本等市场化进程。政府人为压低要素价格进行投资扩张的时代应当结束，投资应当反映资源要素成本和环境成本。为此，要按照走向消费主导的战略要求，改变和优化投资结构，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绿色转型与绿色增长。

3.创造企业自主发展的环境。企业自主发展才能有所创新，应当为解决我国绝大多数就业问题的中小企业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

三、要不要以公益性为目标调整和优化国有资本配置　　 

我不赞成大幅度缩小国有经济范围的观点。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特定背景下，有两个大判断很重要：

第一，公共产品短缺成为突出矛盾。公共产品短缺取代私人产品短缺是我国未来10年、20年将面临的突出矛盾。公共产品短缺制约了广大居民的消费能力、消费倾向和消费预期的提升。不解决好公共产品短缺的问题，走向消费主导就缺乏基本条件。

第二，如果国有资本的配置格局不转变，民营经济的发展问题很难解决。多年来的改革实践表明，国有垄断行业改革不突破，民营经济进入重要行业的“玻璃门”就难以真正打破。

为此，当前主要的问题不是如何缩减国有经济的范围，而是如何使国有资本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发挥有效作用。我的看法是，面对公共产品短缺的突出矛盾，把相当一部分国有资本配置到公益性领域。这样，既有利于克服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也有利于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比如，保障性住房的资金短缺，就需要加大国有资本的投资力度。再如，社保基金至少要 2万亿，现在只有8000亿，如果国有资本调整初步到位了，这些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现在要做两件事：

1.以公益性为目标对国有经济改革进行顶层设计，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在这方面有条件进行探索。

2.逐步加大收租分红的比例。按照国际惯例大概是20%—25%左右，我国现在不到 10%，这里有很大的调整空间。若“十二五”期间，国有企业收租分红比例提高到 25%左右，就会使国有资本在补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急需资金中发挥重要作用。

四、要不要以公共服务为导向调整中央地方关系

自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以来，以经济总量为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没有多大改变，反而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现在看来，这种中央地方关系的基本格局不做大的调整，增长主义政府倾向是改变不了的。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推进政府转型，重在推进中央地方关系由经济总量导向向公共服务导向的转变。

应当说，政府转型的突出矛盾在于以经济总量为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在现行的财税体制、干部选拔机制的作用下，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很难有大的进展。

1.中央地方财税体制的调整。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建立公共财政制度，强化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

2.干部选拔机制及相关政策体制的调整。改变地方政府增长主义倾向，建立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广东在全国比较早地制定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也在行政体制改革上做了不少探索。下一步，广东如果能够在探索省级政府和市县级政府的分工问题上取得重要进展，将为全国解决这一问题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