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中国正遭遇“全能国家”困境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的政界和学界，中国的部分政府官员和主流学者都一致断言说：中国是典型的“强国家、弱社会”。这里的国家，主要是指国家机器或者政府，而社会主要是指民间社会。所以，“强国家、弱社会”的具体含义是指强大的政府和弱小的民间社会。断言中国为“强国家、弱社会”，政治改革或社会改革的目标就十分明确，国家或政府过分强大的权力应该收缩和受到限制，而民间社会应该发展壮大。

笔者以为，以“强国家、弱社会”来判断中国社会太过简单化。中国政府管理的事务很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机器就很强大。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国家的强弱与管辖范围的大小并不成正比，而跟国家的现代化程度有密切关系。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是“弱国家、弱社会”。中国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是因为民间社会太弱，国家才不得不承担过多的社会事务；而国家承担过多的社会事务必然导致核心政治职能边缘化，最终导致国家统治能力下降，进而形成“弱国家、弱社会”。

中国是“强国家”吗？

许多人之所以把中国界定为“强国家”，是基于对中国社会基本制度的理解错误。按照西方传统的理解，中国是模仿苏联体制建立起来的全权主义或极权主义国家。这种体制的特点就是在列宁主义政党领导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高度一体化。这个论断十分流行，但与中国的现实差别很大。中共在1949年建政时，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学习了苏联的体制，但中国事实上建立起来的制度跟苏联有很大差别。上世纪50年代，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确实学习了苏联的模式，但同时也借鉴了中国历史上的屯田制度和儒家的教化传统。政府把历史上军事、农业合二为一，以教化巩固治理的模式，创造性地移用到社会主义改造中，涵盖了工业、商业以及社会各领域。这种体制的最根本特征是党、政、企（包括人民公社）三位一体，在把国家的力量扩大到极致的同时，也把党和政府的治理与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融为一体，而不是把国家置于民众之上。这与前苏联凭借强大的国家机器对民众进行统治是有根本区别的。中国从未像前苏联那样依靠大量的秘密警察力量来维系社会的基本秩序。就警察和民众的比例而言，中国的警民比例低得惊人，不仅大大低于前苏联和东欧各国，而且也大大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是依赖党、政、企三位一体的生产单位和执政党的基层组织。这一时期，由于执政党、政府与民间社会融为一体，国家和政府的许多管理职能都显得多余，社会自治组织也无必要。

改革开放以后，这种三位一体的社会结构解散，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政府发育的不健全、政府管理机构和能力的弱小立即暴露出来。随着中国开始政治经济改革，执政党大规模退出经济领域以及许多社会领域，导致这些领域同时出现国家公权力和社会自治能力的缺失，公共管理出现真空，“弱国家、弱社会”的特征越来越明显。

如果不带偏见地观察，会发现中国各级政府在功能职责上，注重促进经济发展远甚于社会和公共事务管理。在省、市或区县政府，政府机构的人员编制和工作重心，都是围绕着当地的经济发展。这是政府职能在过去30多年来的最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历史的进步。在此之前，中国执政党的基本路线是“政治挂帅”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执政党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执政党的各级组织和政府的各级机构逐渐转为以经济工作为核心。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经济建设委员会，这种发展主义的政府模式对中国的经济起飞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经过多年的发展，这种把政府职能等同于经济建设的做法日益暴露其自身的弊端。一方面，中国在经济上的巨大进步成就了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贫困人口迅速减少，城市建设日新月异，这一切都证明中国政府在经济领域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但由于政府全方位介入经济领域，政府职能过度扩张，其承担的经济和社会事务超过了自身的执行能力。这直接导致经济领域里的市场原则渗透进国家公权力领域，地方公共权力市场化和政府官员贪污腐败成了社会的严重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