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中国正遭遇“全能国家”困境（2）

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绝大部分职能转向经济领域，政府的核心政治职能急剧萎缩。政府在公共领域中原本就弱小的公权力进一步萎缩。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公共秩序、交通、治安、食品安全、医药卫生等领域常常发生政府缺位或能力匮乏。从形式上看，中国的立法机构针对各个社会领域都制定了详尽的法律规章制度，但政府在公共领域却严重缺乏相应的执行能力，以至于连某些国家的国际承诺都难以实现。2003年11月，中国政府与世界卫生组织签署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承诺2011年1月9日起，中国将在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和其他可能的室外公共场所完全禁止吸烟。但到了承诺实现的时间点，中国政府显然并无足够的执行力来履行相关承诺。政府执行力的下降直接引起国家公信力和威信的下降，公权力面临的挑战越来越严重。警察作为国家执法力量的象征，遭遇的压力越来越大，从2000年起袭击警察的案件几乎每年都在持续上升，根据中国社科院的统计，仅2008年一年全国侵害民警的案件就达7719起。

中国正遭遇“全能国家”困境

上述矛盾现象说明，中国政府正在演变为卡尔·施密特讲的“全能国家”(total state)。施密特讲的这种“全能国家”跟吉尔瓦尼·阿门多拉、阿伦特、弗里德里希等讲的“极权国家”不一样。极权主义政体的根本特征是政治权力渗透到了社会所有领域，并吞噬了整个社会。而施密特讲的“全能国家”是指国家在社会活动中本末倒置，在社会的非政治领域过度扩展，反而削弱了国家的根本职能即政治统治。作为上世纪世界著名法学家和政治哲学家，施密特在政治哲学上的一个洞见是，国家权力向非政治领域的延伸会削弱国家。国家涉足的领域越广，国家本身的有效性就越差。“全能国家”实际上是一种“弱国家”而非“强国家”。真正的“强国家”应该是在政治上强大，有能力履行政治职责的国家，而不是将权力扩展到所有社会领域的国家。

因此，当很多人批评中国政府过于强势时，实际上是把“强国家”跟“全能国家”混为一谈，忽视了今天政府虽然在在经济活动中卓有成效，在政治领域中却软弱无力的悖论。如果只是简单地要求政府收缩规模，减少职能，只能导致中国的公共秩序走向溃散。

亨廷顿是上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学家之一，他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区别，并不在于政府统治形式（form　of　government）的不同，而在于政府统治程度（degree　of　government）的高低。”笔者以为，这个论断可以进一步延伸，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区别，不在于政府统治形式的不同，而在于政府统治程度的不同。在当今世界，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统治能力仍然是最强大的。

政府统治程度的高低取决于多种因素，但基本上可以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方面。硬实力是指政府统治社会的各种机构和资源，软实力是指政府统治的合法性与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