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同志说:南昌起义回答了人民要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但却没有解决怎样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知道搞武装斗争不容易,知道怎样搞法更不容易。有种种搞法。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毛主席的伟大创造。有依靠,有革命根据地,有革命政策,有党的坚强领导,有政治路线,有军事路线。八一起义提出了问题,是毛主席在井冈山解决了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这些正确的、深刻的认识,并不是我们党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就马上得到的。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是非常不容易的。大革命失败后,我们纠正了右倾错误,但又犯了三次“左倾”错误,依然是打大城市,依然是搞正规战,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直到延安时期,通过系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正反两方面的比较中,又从理论上、从哲学思想方法上挖根源,毛泽东同志写了一系列著作,这才把“什么是”和“怎样搞”这两个问题都搞清楚了,中国革命才取得了胜利。
南昌起义后来的失败,丝毫不能降低它对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贡献和意义。尽管我们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规律的认识经历了这样一个很长的过程,但南昌起义和井冈山斗争是正确探索的起点,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把它们并称为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不但完全正确,而且寓意深刻。
回顾这一过程,联想我们搞社会主义的历史,真是感慨良多。在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们何尝不是如此,何尝不是也经历了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不但同样艰巨复杂,而且探索的道路更长。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我们党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及其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使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有了正确认识;在“怎样搞社会主义”问题上,我们也已经有了一套成功的做法,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辉煌成就,但是这个探索还远没有结束。从现在看,就像陈毅同志当年所说的那样,解决“怎样搞”的问题更加艰难。只有把“怎么搞”的问题解决好了,解决了桥和船的问题,才能真正回答好“什么是”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讲,南昌起义不仅是理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一把钥匙,也对我们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具有重要启迪意义。“什么是”和“怎么搞”,永远都是我们党需要面对和回答的根本问题。
重大关头和危难时刻展现的革命精神
伟大的革命实践必然孕育出伟大的革命精神。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在不同时期形成和总结了许多重要精神,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那么,伟大的南昌起义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精神财富呢?如果回顾一下革命先辈们在起义中的事迹,南昌起义所展现的革命精神就会看得很清楚。
周恩来同志在南昌起义中始终扮演着关键角色,作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代表党领导整个起义。他在评价南昌起义时曾说了这样一句话:“八一起义在共产党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这在大方向上是对的。”他所说的这个“大方向”,就是走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革命新路。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还在中央占主导地位的时候,我们党能够明确这个“大方向”,并且把它成功付诸于南昌起义的实践,周恩来同志功不可没。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汪精卫集团也开始分共,但仍有人幻想继续与国民党合作,还有很多人选择了退缩,没有勇气和强大的敌人进行斗争,中国的革命道路一片渺茫。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同志多次明确向中央提出坚决开展武装斗争的主张,认为这是挽救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的选择。当中央作出南昌起义的决定后,他立刻冒险赴江西进行起义的军事部署。在起义准备最紧张的时候,张国焘却多次阻挠起义。在争持不下的情况下,周恩来同志拍了桌子,坚定地说:“暴动断不能迁延,更不可停止。”他后来回忆说:“拍桌子这个举动,是我平生仅有的一次。”正是有了周恩来同志的坚持和决断,才使起义没有受到错误主张的影响,确保按计划发动。后来,起义部队在南下过程中失败了,队伍被打散,但这并没有动摇周恩来同志坚持开展武装斗争的决心。这时候,他患了恶性疟疾,高烧达40度,当同志们劝他离开部队时,他坚决表示:“我的病不要紧,能支持得住。我不能脱离部队,我准备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来!”周恩来同志的坚持和执着,深深感染了身边的同志,坚定了大家继续斗争下去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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