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暴雨大考

北京的暴雨大考

“气象预报真有那么准?有什么可改签的。”7月20日,闵鹏祥坐在北京的出租车上,听到这个城市次日将有“暴雨”的气象预报,播报员建议明天乘坐飞机的听众最好改签。闵鹏祥没有吱声,身边同行的人却一笑置之。

闵鹏祥是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长期从事灾害研究工作。这次进京为了参加一次学术会议。7月21日,北京一改多日的桑拿天气,上午10许,大雨如期降临,下午会毕,包括他在内的参会者都被大雨围困在会议宾馆。

7月21日,北京市遭遇“61年一遇”强降雨。据北京气象局监测,北京主城区平均降雨量多达170毫米多点。

暴雨持续降落16小时,偌大的北京转眼变成“水城”。北京官方公布,截至24日,全市共有37人死亡,7人失踪,4.3万人紧急转移安置。

类似的情景去年刚刚发生,2011年6月23日,北京市一场大雨造成5人死亡,29处道路积水,有行人在暴雨中被冲入窨井的惨剧,也有环卫工人死守开盖窨井的感人故事。

时隔一年,暴雨再次来临,再次考验北京的应急系统。

暴雨里的电波

午后,出租车司机李书山被堵在了立汤路的立水桥,他急忙将广播调到103.9MHz,收听北京交通广播播报的实时路况信息。

电波的另一端,是《一路畅通》主持人杨洋和交通台的突发应急报道团队。上午11点,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午后到夜间阴有暴雨,西南部东北部有大暴雨。接到预警,北京交通广播台长李秀磊决定马上启动突发天气应急报道预案。10分钟后,有关暴雨天气直播节目的报道安排已下达给台里的编辑、记者及主持人。

14时左右,在北京市交管局内设的媒体直播间,杨洋看着对面的大屏幕,立水桥路段基本已堵死。

早上做节目时,已经多次提醒听众,午后减少出门或不出门。杨洋说,“即使在节目里说了多次,仍有很多人不相信,早上就曾有一位女听众打来电话,让主持人帮忙劝她老公,不要去十渡游玩。”

事实不出所料,下午一点多,第一波强降雨逐渐由北京西南向东北地区蔓延,并演变成暴雨。杨洋发现,同以往每个不实施限行的周末一样,监控镜头里马路上的车辆依旧很多。到了傍晚六七点后,第二波强降雨无论从强度、持续时间上,比第一次更猛烈、长久。此时中心城区的交通因积水发生拥堵的已从最先的立水桥,扩展到多个路段及主干道。

看着大屏幕上一片飘红,杨洋有些不解。“车都趴那儿了,绕也饶不了。苦口婆心去劝也劝不动。”他认为,作为生活在城市中的一部分,普通市民也应从自身角度去考虑,面对突发状况时做好准备。

之后的几个小时,各种险情接踵而来,北京城区多个路段和立交桥区出现积水,立汤路双向断路;机场航班大量延误,数万旅客滞留,机场快轨又发生停运故障;房山区、门头沟区多处低洼村落出现灾情,100多名学生被困在少年军校房顶上……

在恶劣天气下,广播被认为对司机的心理陪伴很重要。自前一天北京市气象局发布暴雨预警后,杨洋和他同事们连续直播了11个多小时,不仅密集播报全城路况信息,还不停地插播一些雨中互助的故事宽慰被困雨中的司机。

“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打来热线电话,说她腿脚不利索,搭上了一个小伙子的顺风车,小伙子并不顺路,但还是把她送回了家。”杨洋说,这样的故事让他很感动。

“总是事到临头才着急,”杨洋说,汶川地震过后,很多人打电话询问他如何地震自救;雪灾发生了,有人来咨询怎样能不溜车。同样是下大雨,很多人一直到车被困了才想起咨询如何自救。

杨洋坐在直播间一遍遍提醒司机朋友们时,出租车司机金鑫从通州土桥的家刚刚出来,下午1点钟,雨越来越大。妻子有些担心,嘱咐他注意安全。走到梨园后,他发现雨小了些,到朝阳公园时看到地皮微湿,金鑫开始暗自庆幸。

4点以后,雨开始变得疯狂。天空漆黑如夜,瞬间,隆隆雷声夹杂着闪电,大雨倾盆如注。这时的金鑫被堵在京通通惠河北路,他的车北侧路面积水已没过膝盖。他加足马力,冲了过去。

两小时后,北京火车站。街上的出租车少得出奇,金鑫准备空着车回去。这时,上来一名中年女子,说去广渠门。随后,他载着女子沿着东便门桥,来到了广渠门桥。

时值晚上7点30分左右,广渠门桥下水位已汪洋一片,多辆汽车被淹。大水淹到了他的汽车前保险杠,金鑫有些恐惧,他咬咬牙再次冲了过去,抄小路走,夜里11点多终于赶回了家。

事后,金鑫得知,就在他冒险冲过去的广渠门桥下,一名受困司机当晚被夺走了生命。

预警有没有迟报?

“从出租车出来走到报馆,不到50米的路程,衣服转眼就被淋湿了”,从贵州大方来北京旅游的杨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天晚上20点半,他从紫竹院去南三环看朋友,在路上等了半个多小时没有拦到出租车。他跑到地铁口,已临近21点,发现4号线已关闭。最后他只好乘公交坐到西站,再辗转1个小时,才到朋友家。

当晚12点多,杨雷从朋友家出来,外面降雨已经减弱,但街上仍然打不到出租车。杨雷想要在南三环附近找家宾馆住下,但各家都人满为患。“连桑拿洗浴店都有很多人在排队”,最后,杨雷不得不在一家网吧坐了一夜。

为何不能像过年时燃放烟花的提醒短信一样,提前发布手机短信预警信息?杨雷跟许多网友一样觉得不解。

22日,北京气象局局长乔林在暴雨过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说:“考虑到不同人获取预警信息的方式不同,我们从19号做出暴雨预报就启动多种方式进行响应,通过电视、电台、网站、微博向公众及时发布暴雨信息。在一些社区和人员较多、车流量较大的地区,采用露天显示屏进行气象提示。在偏远的农村和山区,也采用大喇叭、甚至原始的敲锣打鼓的方式告之大家。此外,还采用短信方式向市民发送天气信息。”

在应急专家林鸿潮看来,利用短信和网络发布灾害预警信息,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确实是最有效的一种手段,在技术上也是完全可行的。问题在于,气象部门自己并不具备这样的渠道或者协调能力,但政府的应急指挥机构是完全具有这种协调能力的。这次在灾害预警方面的问题,他认为主要不是出在气象部门身上。

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孙继松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证实,气象部门提前一天就准确预报出了“暴雨”量级,在24小时内又预报到大暴雨,并及时将有关信息通报了相关部门。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虽然暴雨早有预报,但21日当天北京市的许多公共活动并未取消。北京国安队21日当晚和杭州绿城在工体冒雨比赛,有2万名球迷冒雨前来;台湾歌手萧敬腾在万事达中心的演唱会也宣布照常进行,一万多名观众冒雨前来;国家大剧院四个剧场当天下午到晚上亦有五场演出。

上述活动中,数万市民在精彩的演出和比赛后,在特大暴雨中面临回家难题。

“交管部门肯定是有预案的,问题是在这种自然灾害面前,交通指挥系统单方面发挥作用的能力有限”, 中国政法大学应急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林鸿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为了避免伤亡,交管部门最有效的做法就是交通管制,但这种措施在高速路上是可行的,对于市内交通就很难实施,因为这样做会引起其他的风险。

脆弱的管道?

特大暴雨考验的,还有北京的排水系统。

据北京市民政局23日向民政部报送的灾情信息,7月21日以来的暴雨洪涝灾害造成12.4万人受灾,37人死亡,7人失踪,4.3万人紧急转移安置;据河北省民政厅报告,洪涝灾害造成56县区125.2万人受灾,3人死亡,1人失踪,紧急转移安置和其他需紧急生活救助15.4万人。

根据官方发布的因灾死亡37人中,溺水死亡25人。多个应急系统中,排水系统尤其是下凹式的立交桥排水备受质疑。

在淹没多辆车的广渠门,由于地势低洼,临近护城河,形成大面积积水。同样在西三环的莲花池立交桥(即莲花桥),桥下积水也很深。

在西四环五路桥、海淀一亩园路口、东宫门路口、石景山西井路口、高井路口等下凹式立交桥及地势低洼路段出现了不同程度积水,并造成部分路段交通受阻。

水利部防洪抗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洪水管理与减灾政策研究室主任李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莲花桥由于特殊的局部V地形,南北方向的水全部汇集到立交桥。下泄能力又有限,必然会积水。通过下凹式立交桥排到管道里的水,下面是否有排水通畅的承泄河道,也会影响桥区积水”。

北京市水务局资料显示,截至2009年底,北京市城八区共有地下排水管网5227公里,相当于北京到乌鲁木齐的距离。一是排水管网,将降到路面、小区的雨水都收集到骨干管网;二是通过骨干管网与城市内河连接,比如周边的小河,流马草河;三是汇集到城市外的大江大河,比如潮白河、北运河及永定河等,最后排到海里。

北京排水集团管网部副部长梁毅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21日上午,全市有78个泵站、56个下凹式桥区都有排水抢险人员备勤,还有119个巡逻车随时巡逻发现险情。与往年不同,排水集团今年共配置了18组移动式抽水单元,即大型泵车,可望在收到天气预警时就开往18处重点容易积水地区,实现“车等雨”。

但是最后的排涝的成效不容乐观。李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北京各地排水能力不同,大部分区域的排水管网的排水标准是一年一遇(降雨30毫米路面没有积水),重点区域是3至5年一遇(降雨60-70毫米路面没有积水)。而此次北京暴雨降雨量远超出排水管网的承受力。

北京排水集团总经理陈明在接受采访时亦证明了这一点,京城有90余座下凹式立交桥只能靠雨水泵站进行抽水。而这些雨水泵站都建于上世纪,当时的城市建设都是向苏联这样的干燥国家学习的,制定的标准很低且不科学。桥区排水管道只按照1至3年一遇的大雨而建,但这场豪雨达到了61年一遇,排水设施自然会“拖后腿”。

陈明说,目前,北京市制定了三年行动计划,全市74个雨水泵站将在三年内改造完毕,今后将具有每小时“消化”50毫米降水量的能力。

即便如此,一旦再碰上特大暴雨,排水泵站仍然不能完全胜任。“根本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全市整体系统的整体规划。”陈明说。

“一直以来对于洪涝灾害,北京市都很紧张,每次大的洪涝灾害,政府都是投入很大。这是在还历史旧账”。长期研究灾害预警及应对的林鸿潮说。

在林鸿潮看来,在近年来高速城市化过程中,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对于防灾因素未加以充分考虑,往往“救灾重于防灾”。虽然北京市近年增加了大量的投入用于改善城市的防灾能力。“但是原来的底子打得不好,现在要改善它代价很大、时间很长、见效不大,这笔旧账还起来费时费力。更加严重的问题是,很多其他的城市在建设的过程中还在犯着同样的错误。”

“排水管网的建设一直都由城建部门负责,由其设计管理,城市内河又由水利部门管辖,不同部门的衔接,考虑并不全面,沟通不畅,资料信息不能及时共享”, 李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有时候排水管网收集到的水排到内河时,内河正在泄洪,河道也是高水位,管网到河道的口门已被河道的高水位淹没,致使管网的水排不出去,反而河水的压力迫使排水倒灌回去,积到路面上。这种情况在2004年时比较突出。

李娜表示,上述问题如不能彻底解决,这个城市还将迎接更多的雨水考验。

文/薛涌

一场豪雨,北京成了座水城。据说去年也发生过类似的灾难。我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一直到三十三岁才离开。在我的印象中,小时候北京下雨更厉害,现在要干燥得多。但是,从来没有记得北京这么频繁地被水淹。按说,北京属于干燥地区,年平均降雨量在620毫米左右,降雪量仅7.6毫米。我所居住的波士顿地区,则年平均降雨量为1080毫米,年平均降雪量为1060毫米,全加起来是北京的数倍。我曾经目睹冬末春初波士顿大雪长期堆积、突然赶上暖空气被豪雨冲洗融化景象。当时郊外有些地区洪水滚滚,但城市却并不见积水。怎么北京会偶有豪雨就被水淹?

为什么现在的北京城如此脆弱?看看一条城市生态的简单定律就明白:一英亩的城市停车场,比起一英亩的自然草地来,在雨后所产生的排泄水量要高16倍。北京几十年来发展迅猛,到处是高楼、公路、停车场,成为一个混凝土的城市。柏油或水泥路面,无法吸收水分,公路、屋顶、街道等等也是如此。自然草地(不是人工草坪),则如同农田、森林、湿地等等一样,主要的降水被土壤吸收,泄水很少。

大凡排水效果较好的世界城市,除了发达的排水系统外,都非常严格地保护湿地。即使在一些人口密集的大都市,你也会不时看到一些沼泽湖泊,大量的公园绿地,市中心的中央公园多是自然土壤和绿地,仅有几条小路穿插于其间,几乎看不到大面积的水泥或石砖广场。有研究表明,美国一般的居住区,不透水性为25%到60%之间。但是,大型购物中心和路面,不透水性可达100%。自然土地上的降水,有40%被蒸发,50%被土壤吸收(其中25%是深层吸收,25%是浅层吸收),只有10%形成地面积水。而在不透水性达到75%到100%的都市区,降水只有30%被蒸发,15%被土壤吸收,55%则形成地面积水。所以,在城市规划中,对于湿地的保护、排水设施等等,都有严格的约定。不久前,南洛杉矶耗资2600万美元,历时三年,把一大块停车场彻底改造为湿地公园,首要的考虑就是提高城市的透水性。

北京的发展,自70年代以来湖泊沼泽越来越少,农地越来越珍稀。连护城河都已经填得差不多了。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东北护城河的一个河段终于被保留,但整个河体竟是钢筋混凝土的,河底根本不透水,大概是考虑到北京水少,要保住水位吧。结果河水发臭,河底淤积。80年代我大学记毕业刚参加工作时,还参加义务劳动为河底清淤。

其实,湿地也不仅仅是大面积的沼泽湖泊,还以袖珍的形态散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在北京,难得看到暴露出来的土壤,特别是在小区内,角角落落全铺满了水泥、石砖或柏油,停车位见缝插针,乃至行人走路的地方都时常被阻断,更不用说孩子们游乐的空间了。

不科学的城市规划,必然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这绝不仅仅限于北京,恐怕是全国普遍的现象。当务之急,是彻底整备大城市的城市规划,尽快恢复被填的湿地、湖泊、河流。再有,保护农地并不仅仅是个粮食供应问题,而且是个生态问题。在城市周围甚至城市内部,农地必须受到适当的保护。市中心有小片农地,无疑会形成宝贵的都市绿洲。近郊则应该有相当规模的农地穿插在居住点和公路之间。另外,对于微型湿地,也要有严格的规约。比如,在北京市中心的小区内,本来应该裸露的土地被铺上石砖或混凝土,再装上停车位的锁。自然形成的沟沟坎坎就更不见了。每个小区都这样,北京的路面就被封得严严实实。一旦遇到豪雨,水往哪里走?

如果这些问题不及时解决,北京等大都市未来面对的不仅仅是城市内涝问题,而且还可能有各种伴之而来的生态危机。

责任编辑:单梦竹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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