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存海：拉美国家中产阶层兴衰的启示（4）

(三)拉美中产阶层的重启和复兴

2003年以来的最近十年是第三个阶段，即拉美中产阶层的重启和复兴阶段。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3年阿根廷经济危机结束以来，拉美地区出现了崭新的气象。

首先，拉美经济开始复苏并在近十年里保持了强劲的增长。

从2000年到2010年的11年间，拉美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保持在3.4%，这与90年代平均2.7%的经济增长率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而从2003年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6年间，拉美经济的增速更为迅猛，全地区GDP的平均增长率超过5%。

拉美经济的恢复和稳定增长带来的直接好处，是失业率的下降和收入的明显增加。

2011年，拉美地区的失业率降至历史最低点，只有6.8%。

其次，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失败为拉美中左派政党提供了契机，他们在变革的旗帜下纷纷上台执政，由此开启了后新自由主义时代。

这一时期，拉美各国政府普遍增强了国家对市场的调节，更加注重社会政策在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方面的作用。经济环境的持续改善和替代性的社会政策扭转了20世纪80-90年代大部分时期拉美经济和社会的持续衰退，拉美社会也展现出积极的变化：贫困和赤贫人口持续减少，收入分配稳定改善，居民收入持续增加。

在这些变化的背后也潜藏着另一个明显的趋势，即拉美中产阶层的复兴，其规模已经恢复到、甚至超越了20世纪70年代末和20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

以2003年阿根廷经济危机结束为标志，拉美的中产阶层开始了自己的新时代，中产阶层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开始恢复，中产阶层的规模也日益壮大。拉美中产阶层职业在城市职业结构中的比重稳定增加：从1998年的25.

2%增至2003年的28.2%，到2007年又进一步增至30.2%，10年间的增幅达到20%左右。

2007年，这种增幅开始放缓；到2010年，尽管增幅不大，但仍然达到30.8%。

拉美中产阶层的重新崛起源于一系列因素的推动。

首先，这种扩张得益于经济的稳定增长，因为经济增长是中产阶层成长的基础和保障。

不过，同样无法否认的是，后华盛顿共识时代的社会政策调整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新的政策在改善收入再分配、促进累进性社会支出、保护和保障工人权利、推动教育和社会流动性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低收入群体都是这种政策调整的主要受益者。

因此，综合来看，是经济增长和社会政策共同推动了中产阶层在21世纪的壮大。

如果说经济增长是一种“拉动”(pull)作用的话，那么社会政策则无疑发挥了“推动”(push)和巩固的作用。中产阶层的复兴重新燃起了拉美国家在20世纪70-80年代就萌生的建设“中产阶层社会”的梦想。

墨西哥前外长卡斯塔涅达(JorgeG.Castaneda)在其新书《墨西哥的未来》中声称，未来15年墨西哥的核心议题是“中产阶层社会”，前总统卢拉也表示巴西未来几年将建设成为一个“中产阶层占多数的国家”。

经济增长的潜力更让国际机构和学者对拉美中产阶层的未来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而根据布索洛(MaurizioBussolo)和穆拉尔德(ElieMurard)的推测，到2030年，拉美的中产阶层人口将比2005年增加一半以上，达到3.1亿人，中产阶层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将从24%增加到42%。

尽管拉美主要国家似乎已经重返建设“中产阶层社会”的大道上，但必须看到的是，拉美的中产阶层事实上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形成中的中产阶层”(emergingmiddleclass)而不是一个“稳固的中产阶层”(establishedmiddleclass)。

其中相当一部分只能说进入了中产阶层的门槛，仍处于中产阶层的下层，即只是下中产阶层，其本身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尚很脆弱。这就意味着，拉美国家要建设中产阶层社会，让中产阶层在拉美未来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传统上所赋予的那种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职能，就必须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给予中产阶层以制度化的政策保障，减少其脆弱性，增强其抗风险能力，避免他们重新坠入20世纪80-90年代的“中产阶层陷阱”；否则，脆弱的中产阶层很容易在外部冲击下陷入新贫困，并和穷人结盟，以其特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抗议，而这些正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拉美多数国家和21世纪初的阿根廷所发生过的现实。

研究表明，尽管中产阶层的规模越大，似乎对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越有利，但不可忽视的一个前提是：政治和经济发展不仅有赖于中产阶层的规模，更有赖于中产阶层的稳定性。

这里的稳定性不仅是指不会向下流动陷入贫困，更指能够继续向上流动，进入社会的更高一级阶梯，避免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

事实上，一个脆弱的中产阶层不大可能在维系政治民主、推动经济增长、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其被赋予的作用。

相反，稳定而有安全感的中产阶层更有可能进行长期的发展规划和幸福投资，并做出支持这些投资的政治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