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存海：拉美国家中产阶层兴衰的启示（3）

中产阶层更是面临一系列的挤压，比如失业和非正规就业、经济收入下降、生活成本上升、职业前途无望等，而与此同时，中产阶层的焦虑和不安全感也大大增加了。

对此，中产阶层做出的一种消极反应是“用脚投票”，即以专业和技术人士为主体的中产阶层大量移民海外。

可以说整个20世纪80-90年代，一度充满希望、结构不断优化的拉美社会坠入了一个“中产阶层陷阱”：中产阶层的增长陷入停滞，不再继续扩大，甚至出现萎缩和陷落。

到1985年，中产阶层劳动者占就业人口的比重与1980年相比下降了近31%，仅有23.2%。

尽管之后出现回升，但即使是整个时期的最高水平——1993年的24.9%，都远远低于1980年的水平。

总体上来看，整个20世纪80-90年代，拉美中产阶层的规模始终徘徊在23%～24%。

这意味着中产阶层社会的雏形尚未成熟和稳固就遭受创击，建设中产阶层社会的梦想渐行渐远。

客观而言，这个时期，拉美中产阶层遭遇挑战和挤压，乃至向下流动趋向显著增加，首先应归咎于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和90年代的经济动荡，毕竟经济增长是中产阶层成长的助推器。

但经济增长并非是拉美中产阶层坠入发展陷阱的唯一根源。

事实上，这一时期，国家角色的巨大变化，以及相应的政策滞后和缺失都减少或撤销了对中等和低等收入群体的社会保护，从而使这两类社会群体面临的社会风险明显增加。

与此同时，传统上推动中产阶层发展的政策工具，比如收入分配政策、税收政策、教育政策，以及公共支出政策也失灵了，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也就是说，20世纪80-90年代，拉美中产阶层的衰落有其政策性根源。

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是个体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的关键因素，也是中产阶层再生产的主要工具。获取后中等教育(post-secondaryschooling)在工业国家被视为是获得中产阶层地位的标志，但在拉美，获取后中等教育基本上可以保证中上阶层地位。尽管教育对向上的社会流动具有系统性的推动作用，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债务危机和经济低增长削弱了劳动力市场对受过更高教育水平的劳动者的吸收能力，由此导致教育的贬值和教育作为“社会地位的提升机”职能的弱化。

另外，拉美各国普遍存在着隆多尼奥(JuanLuisLondono)和塞凯伊(MiguelSzékely)所称的“过度不平等”(excessinequality)也束缚了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从本质上而言，这种“过度不平等”是最高收入阶层同其余所有收入阶层之间的一种断裂性不平等。如果排除收入最高的10%的人口重新计算基尼系数的话，拉美许多国家的基尼系数都在安全范围内，且和美国的基尼系数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低收入群体，实际上包括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90%的人口都是这种“过度不平等”的受害者。

实证研究同时表明，“基尼系数越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越小；而基尼系数越小，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则越大。”普遍的高度不平等很难实现收入的高流动，也更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向上攀登，因为在最高收入阶层同他们之间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而没有多少过渡地带。

不仅如此，社会政策的再分配效应的积极影响同样有限。再分配政策最重要的职能是进行社会调节，以在一定程度上校正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过程中的不平等，从而实现全社会的分配正义。

然而，事实上，再分配的这种校正功能在拉美存在某种程度的失灵，甚至起到相反的效果，加剧了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不公平。

相关数据表明，在经过再分配政策的作用后，欧洲的基尼系数大大下降了，平均降幅高达68%。

但在拉美，这一效应却失灵了。初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和再分配后的基尼系数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再分配前后的基尼系数只有4%的降幅，而在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等国，再分配功能甚至对基尼系数不发生任何作用。这与欧洲国家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