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存海:拉美国家中产阶层兴衰的启示(5)

郭存海:拉美国家中产阶层兴衰的启示(5)

因此,一个重视稳定的社会应该建立阻止向下流动的多重机制。就此而言,拉美国家在通往“中产阶层社会”的道路上首先要巩固和扩大中产阶层,而这些除了经济增长的基础性条件之外,更需要一系列社会政策的保障。

正如美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爱德华多·洛拉所言,“拉丁美洲正处于急速的转型中,中产阶层是这种变迁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中产阶层不断壮大,但仍很脆弱。他们不是穷人,但远没有享受舒适而可靠的经济保障。中产阶层的未来既有赖于他们自己的努力,也有赖于拉美国家的政府未来十年的经济和社会政策。”

拉美中产阶层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拉美国家要真正建成20世纪70年代就梦寐以求的“中产阶层社会”,当前及以后就应当着力于社会政策革新,推动一场政策理念革命,着力缔造一种“包容中产阶层的增长(inclusivemiddle-classgrowth)”。

拉美未来的政策导向不应该纠结于是先关注穷人还是先关注中产阶层的问题,而应该形成一种包容中产阶层的政策理念,以提高包括中产阶层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回顾拉美中产阶层的这种U形的演变趋势,至少可以获得三个方面的发现。

首先,经济增长是拉美中产阶层发生、发展和巩固的原动力,也就是说,经济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是中产阶层成长的关键。

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中后期是拉美中产阶层快速形成和发展的阶段,这个时期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各国经济总体上呈现一种快速和稳定的增长。

而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则从反面佐证了中产阶层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这个时期,伴随着经济衰退或震荡,拉美中产阶层的发展出现了停滞或萎缩。进入21世纪以来,拉美经济重现增长活力,特别是2003年以来更是实现了长达十年的稳定增长。这种有利的形势大大推动了拉美中产阶层的发展,其规模达到或者超越20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

上述趋势充分说明,中产阶层的成长首先应有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作基础和保障。

其次,国家的“有形之手”在中产阶层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从20世纪40年代,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拉美公共部门的扩张造就了一大批中产阶层职业,扩大了中产阶层队伍。

可以看出,这个时期,拉美中产阶层的壮大主要是因国家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即源于国家驱动。

其后,拉美社会经历了近20年的市场化改革,国家的主导作用日渐削弱。

自2003年以来的10年里,拉美的中产阶层重现活力,但与20世纪80年代之前不同的是,这个时期的中产阶层的成长主要源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即市场驱动。

从当前的全球趋势来看,作为“有形之手”的国家机制在推动中产阶层形成和发展方面的作用日益下降,而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机制的作用日益增强。

尽管如此,但并不能由此认为,在市场社会条件下,中产阶层的成长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的个人行为,完全依赖市场机制的发挥。

事实上,市场化程度越高,越需要国家作用的发挥,因为成熟的市场社会都是建立在国家提供的制度化条件的基础上——这是市场社会良性运行的核心。20世纪80年代拉美的结构性调整和20世纪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给中产阶层带来了严重的冲击,这和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中产阶层的境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种显著的差异源于如何平衡国家机制和市场机制之间的关系:美国在推进市场化改革之前,做了充分的制度化保障,建立了强大的政策支撑;而拉美在市场面前放弃了国家的作用,而任由中产阶层独力迎接市场的冲击。

最后,社会政策是培育、支持和保护中产阶层发展的主要工具。

拉美中产阶层发展的历史表明,社会政策失灵或政策赤字是20世纪80-90年代中产阶层陷入停滞、萎缩乃至迅速陷落的重要因素。

如果说经济增长是发展和壮大中产阶层的原动力,是一种进攻路径的话,那么良好的社会政策则是一种防御路径,可以在经济衰退时期对中产阶层群体起到防护和支撑作用。

事实上,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良好的社会政策本身也可以助推中产阶层的发展。

比如,普遍而高质量的教育既可以为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提供充分的人力资本,同时作为“社会地位的提升机”也是向上进入中产阶层的关键路径。

责任编辑:郑瑜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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