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存海：拉美国家中产阶层兴衰的启示（6）_其他_理论大视野_文库

再如，更具累进性的税收制度不仅可以减少中低收入群体的税负，促进分配公平，而且可以积聚更多的经济资源，增强政府的财政调节能力。

而一个强大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则可以产生强大的保护作用，有效地减缓经济衰退对中产阶层的冲击，避免中产阶层沦为“新穷人”。

上述结论表明，个体向上社会流动、进入中产阶层固然需要个人的努力，但同样离不开良好政策的培育、支持和保护。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外部的政策因素对中产阶层成长的影响非常之大，有时甚至是关键性的。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未来中产阶层的可持续发展和巩固系于拉美的社会政策。

因此，拉美国家要真正建成20世纪70年代就梦寐以求的“中产阶层社会”，当前及以后就应当着力于社会政策革新，推动一场政策理念革命，着力缔造一种“包容中产阶层的增长(inclusivemiddle-classgrowth)”。

历史告诉我们，增长的引擎是中产阶层。没有中产阶层参与民主治理，争取社会保障和社会权利，拉美的未来是不可想象的。

基于此，当下和未来一个重要的关注点不应限于中产阶层潜在的增长引擎这一角色，还应特别关注中产阶层自身的脆弱性。

拉美未来的政策导向不应该纠结于是先关注穷人还是先关注中产阶层的问题，而应该形成一种包容中产阶层的政策理念，以提高包括中产阶层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拉美中产阶层的兴衰对中国的启示

拉美的历史教训表明，要真正发挥中产阶层的“社会稳定器”功能，就必须保障其基本利益不受侵犯，享有优质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拥有正常的利益表达渠道，以及相对畅通的社会流动性。

中国和拉美同属发展中世界，面临着一系列相似的社会挑战，而且工业化先行的拉美先期遭遇的某些问题正在当下的中国社会若隐若现。就中国而言，社会稳定无疑是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因为它牵一发而动全身，甚至可能从整体上影响中国的未来。

但这里所说的稳定，并不是一种刚性稳定，而是一种基于动态均衡的稳定。经典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告诉我们，社会稳定的关键在于中产阶层。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超过9%，由此带来的一个显著影响是中产阶层的形成和发展壮大。

相关研究数据表明，1999年中产阶层的比例大致为15%，2008年达到22%～23%，而根据2012年《国际城市发展报告》的最新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中产阶层将达到总人口的40%。尽管这些数据展示了一个美好的前景，但一个严峻的现实是，中产阶层的认同感正在下降，“被中产”成为社会流行语正是这种现象的高度凝结和集中表现。

这种苦涩的自嘲背后隐藏着向上社会流动和维持中产阶层地位的艰辛：高房价、高物价、看病贵、上学贵、收入增速慢，以及分配不公和相对剥夺感的上升，都成为中产阶层首先、也是感受最强烈的领域。

而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或不完善更是加剧了这种认知，由此引发的焦虑症几乎成为中国新兴中产阶层的群体病、时代病。

不仅如此，社会流动性的减弱，甚至向下的社会流动也越来越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国内多家媒体联合进行的一项“谁在沦为新底层”的问卷调查发现，“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生群体”名列第一，最有可能成为社会新底层。

通常而言，受过高等教育当前是进入中产阶层的门槛，也是新时期确立中产阶层地位的主要标志之一，大学生群体本应是中产阶层的后备军，但现在已经沦为“蚁族”。

社会底层通过“共同富裕”实现向上流动是中产阶层的另一个重要来源，但近年来中国的“新底层社会”呈扩大化趋势，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空间越来越小。

这两种现象揭示出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即中下社会阶层合流的趋势已经若隐若现：一方面，底层作为中产阶层的来源构成减弱了；另一方面，中产阶层成了底层的后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