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如何走出成王败寇传统？（2）

亚洲并不存在类似于古希腊那种谈判、参与和妥协的民主文化。当“政治”来到亚洲之后，人们不知道如何行为。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实现民主的国家，但日本人绝妙地把自己的文化，和从西方引入的民主形式结合在一起。日本保留了天皇制度，成为国家的象征。在天皇制度下实行多党政治，无论什么党，都要效忠于天皇。日本在很长历史时期里能够实行一党独大的制度，和天皇制度分不开。这种制度设计，加上日本民族的单一性，保证了日本民主的运作。日本尽管存在着选举，但西方式的政治上的妥协精神很少见。自民党长期执政，是一种内部的权力分配。现在民主党从自民党那里分离出来，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的妥协尽管不那么强大，但毕竟在发展。因此有人说，日本民主党是亚洲第一个欧洲意义上的“忠诚的反对派”。台湾、韩国和其它所有亚洲民主，除了选举，各党派都缺少政治妥协精神。各政党直接诉诸于民众，民主变成选举政治，而非西方意义上的民主政治。

皇权下的内部多元主义

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政治”的理解尤其特殊。在中国，什么叫“政治”？芝加哥大学教授邹谠先生（国民党元老邹鲁之子）在世时，为中国政治下过一个经典定义，即“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也就是说，中国传统中没有西方那种平等、谈判和妥协精神。中国传统政治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大家都接受“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文化，另一方面又显现出人人平等的理念，即人人都可以当皇帝。陈胜、吴广那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传统精神在中国根深蒂固，但在其它文化中非常少见。

中国传统是如何解决“政治”问题的呢？简单地说，如果西方使用的是外部多元主义（即多党制），中国发展出的则是内部多元主义，即强调内部利益分配。内部多元主义有几个主要的方面。第一就是尽量使得制度具有开放性。在“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文化里面，皇权具有高度的垄断性，谁挑战皇权，谁就没有好下场。但国家的治理权或者管理权，即传统的“相权”则是开放给全体社会成员的。从理论上说，不同社会阶层的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跻身于国家管理者群体。在中国的一些历史阶段，这种对国家实际管理的权力，甚至会超越皇权本身的权力。

第二就是政治“招安”制度。皇权对社会上其它可能对自己构成威胁的力量，在不时进行打压的同时，也实行“招安”。“招安”就是通过内部的利益分配，防止外部力量发展壮大，以至于出现外部多元主义。第三，社会阶层之间保持流动性。尽管社会是分阶层的和等级的，但阶层之间是流动的，用社会的流动性来缓解社会的等级性和人人平等这一理想之间的矛盾。第四，中国也有“造反有理”的传统。当统治者的行为不能为社会的大多数所接受时，就被视为其已经没有能力行使“天命”。这样，“造反”（即另一轮产生“胜者”和“败者”的运动）也就有了合理性。

这是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也是中国人对“政治”的理解。近代以来的革命是否改变了这一传统？革命的话语在不断改变，各种政治力量为了成为“胜者”，一直在使用最漂亮的革命词汇。但是，这种传统没有任何变化。孙中山先生实行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失败，就是因为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没有一丁点妥协传统。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战争也是因为没有这种传统。

今天的中国也不例外。当代政治呈现出类似于传统的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无论是国家和社会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各社会群体之间，妥协精神仍然少见，对立精神则处处可见。因为民主理念的普及，中国也有很多向往西方民主者。不过，向往者的行为和其它社会群体并无任何区别，除了口号不同，大家的行为都一模一样。对社会大多数群体来说，他们并不相信如果向往西方民主者掌握了权力，中国的政治行为会有任何的变化。近代以来的历史已经为中国社会提供了足够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