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如何走出成王败寇传统？

在讨论当代中国政治变革的方向时，“民主化”无疑是人们最热衷于使用的一个概念了。这里主要有几个原因。首先，自近代以来，民主化为各国政治发展的大趋势。没有一个国家在讨论政治发展时可以回避民主化问题，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避免民主化的压力和挑战，无论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其次，中国政治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民主化的需求遽然增加。从执政党内部来说，在强人政治之后，党内民主的需要早就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无论是接班人问题、官员录用、政策的决定与实施、党内的政治参与等方面都需要实行党内民主。很显然，尽管党内民主的概念已经存在多年，但政治竞争（无论是选拔还是选举）还都没有比较高水平的制度化。从中国社会来说，社会力量的崛起、利益的分化、新媒体、全球化，所有这些因素也都在大大提升社会对于民主化的要求。

从国际环境来说，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大国。除了中国，几乎所有大国要不是已经民主化了，要不就是正在民主化。中国不仅在外交上遭受着作为一个被视为是“非民主”国家的压力，而且国际社会对中国内部社会的民主影响力也越来越高。只要中国是这个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外在世界对内部的影响不可避免。

实际上，对今天的中国来说，问题已经不再是要不要民主化，而是要什么样的民主化和如何民主化。总体上来说，民主政治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民主有其共同的特征，但也有其文化的特殊性。从文化角度来看，民主是一国一个模式。民主最早从西方产生，然后传播到世界各国。在这一传播过程中，民主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发生各种不同方式的转型。凡是民主能够符合一个社会的文化的，其运作显得有效。但如果不符合这个社会的文化，民主运作就会出现很多问题，甚至造成政治瘫痪。从经验上说，这一现象不难观察到，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和社会。

东西方对“政治”的不同理解

如何理解文化对民主的影响？因为民主是其中一种“政治”形式，我们可以从不同文化对“政治”这一概念的认知来理解。不难看到中西方对“政治”这一概念的截然不同的理解。在西方，最典型的是古希腊对“政治”的理解。在提出“政治”这一概念的亚里斯多德那里，“政治”指的就是“城邦事务”。“政治”意味着在那些有资格享受参与城邦事务权利的平等人之间的谈判、妥协和合作。应当指出的是，当时的奴隶并非是城邦人的一部分。

西方社会尽管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变革，但“分权、参与和妥协”这些民主特点以不同方式延续下来。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国王”制度是处于分权状态的，国王要和其属下的大大小小的诸侯（往往是地方大家族）作谈判和妥协。到近代，西方实现了从传统的“国王”制度，向高度中央集权的君王制度的转型。有意思的是，尽管这一转型过程也是国家权力集中的过程，但这个过程的实现则是通过分权和参与的方式来实现的。无论是国家的统一，还是对外战争，君王都需要财力。这里，商人的角色变得非常重要。“纳税人”的概念，就是始于君王向制造财富的商人的征税行为。在这一过程中，商人用经济利益向君王获取政治权利。议（国）会成为商人或者商人的代理人和君王谈判及参与政治的制度机制。商人本来就具有妥协精神，商人进入“政治”领域更强化了近代民主的妥协性精神。

也应当看到，西方民主从精英（商人）民主到现在的大众民主，有了激进的变化。总体上看，妥协精神趋向减少。精英民主意味着参与政治的人往往属于同一社会阶层（尤其是商人）。但大众民主意味着谁得到选票，谁就能参政。也就是说，参政者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因此，参政者之间的妥协变得困难。当不能达到妥协的时候，他们往往就诉诸于民众，其实只是民众的选票。从前在西方所谓的“忠诚的反对派”，现在更多的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在极其分化的社会，情况尤其严重。民主政治演变成通过选票说话，选票行使权力。但因为社会是分化的，也是可以被分化的，政治也就演变成分化的力量，而非达成妥协和共识的地方。在选票主导下，钱的份量越来越重，经济控制政治，“一人一票”演变成“一元一票”，经济力量很容易转化成为政治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