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2.5进中国记：城市里飘荡的健康杀手（2）

面子上不好看

实际上，PM2.5这个上世纪90年代就被科学界认识的“健康杀手”，已经在中国的大城市里飘荡了20多年。

早在1995年左右，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总工程师、工程院院士魏复盛就报告了广州、武汉、兰州、重庆4大城市8个采样点的PM 2.5年均浓度57—160微克/立方米，比美国1997年颁布的标准值(15微克/立方米)高2.8－9.7倍。

美国在1987年开始采用PM10空气质量标准，在基本解决PM10问题之后，于1997年发布PM2.5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这期间，经历了10年时间。

广东省气象局首席气象专家吴兑，从2004年到2010年，对珠三角地区的气溶胶（大气悬浮颗粒物）谱浓度，进行了七年完整监测记录。结果发现，包括在P M10中的细粒子P M2 .5浓度，季均值则全部超出美国原日均值限值的65微克/立方米。

不过，吴兑认为美国发布的P M2 .5浓度指数，有一定误导性。“因为目前全世界还没有任何国家和国际组织对P M2 .5作出过时均值规定，因此在没有时均值标准而又需要判断大气污染状况时，世界气象界通常取日均值的3倍，来判断时均值是否超标。”

同时，在我国气象行业内，对PM2.5细颗粒物的监测，事实上至少已进行了8年以上。

据媒体报道，相关人员证实，北京市包括各科研机构在内的40多个大气监测站，早就对PM2.5进行了监测，只是未向公众公开而已。

在去年PM2.5被普及之前，2010年1月，中国气象局就正式发布了《霾的观测和预报等级》气象行业标准，其中规定了PM 2.5日均值限值：75微克/立方米。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和机动车的增长，各地的空气质量并没有得到改善，中国石油(601857,股吧)大学的于国光博士的检测显示，2005年11月至2006年11月，中国石油大学周边空气的PM2.5年均浓度为95.5微克/每立方米。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官方开始了PM2.5的监测。

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大气室李健军副主任介绍，从2007年开始，环保部已经在10个城市，组织开展了一系列PM2.5的试点监测。这些监测的数据，包括危害性、本底浓度等将为国家制定PM2.5的质量标准，提供必要的依据。

曾有媒体走进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机房内，见到了一排专业设备，可以测各种直径的可吸入颗粒物，最小到一微米以下。

李健军表示，这些先进的设施要普及到全国，显然还需要时间。

相对于先进设施的普及，科学概念的普及本应相对容易。

2008年6月，曾是PM2.5进入大众视野的好机会。

当时，以广州为代表的珠三角空气污染一度非常严重。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抛出一个惊人说法，“广州人的肺都是黑的”，并称“广州式黑肺”源于汽车尾气。

可是这一年中国大事不断，钟南山的惊人言论并没有掀起多大的反响。

三年多过去，北京连续的大雾阴霾天气，让PM2.5首先在民间被讨论得沸沸扬扬。此时，钟南山再次站出来，宣称PM2.5会进入并永远停留在肺泡里，并呼吁政府公布监测值。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张远航曾对媒体表示，即便我们按照相比美国标准更加宽松的世卫标准，将PM2.5加入空气质量标准，中国空气质量达标的城市将从现在的80%下降到20%，这或许是环保部门迟迟未能下定决心将PM2.5纳入空气质量监测体系的原因。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原总工程师魏复盛曾对媒体表示，现在环境部的考虑是，在东部发达地区，PM2.5要正式进入质量标准，正征求意见。有些地方还是怕空气质量变差，面子上不大好看。

2011年底，国家环保部曾就是否纳入PM2.5进行公开意见征求，但最终因意见分歧未能通过。

“打入”政府内部

“所有像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几乎都面临着空气污染指数超标的问题。”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朱彤说。

他一直从事空气污染方面的研究，在2009年10月30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名为《超大城市的清洁空气》的文章。“超大城市指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2009年全球有19个，包括中国的北京和上海。随着全球进一步城市化，预计在2025年将出现27个超大城市。”这样的背景下，个体的独善其身似乎并不容易实现。

难以忍受的颜玉一口气买了三台空气净化器，卧室、客厅和书房，各放一台。她的生活一度被“净化”了：空气测试仪显示，当室外的PM2.5浓度高达300时，她客厅的数字是45左右。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空气净化器带来了一个新的污染源臭氧，三台空气净化器工作时释放的臭氧高出标准2倍。

而在PM2.5数值被潘石屹等微博达人不断转发后，各路媒体持续跟进，一场关于PM2.5的网络狂欢不断发酵。

在过去接近半年的时间里，潘石屹基本上每天都会在自己的微博上公布北京的空气质量，甚至今年1月22日的除夕，他也坚持在微博上播报北京的空气质量。后来，他还加入了上海、广州等地每天的空气质量与北京的相对比。

2012年1月15日，中山大学教授郭巍青在题为《PM2.5：微粒中的政治》的评论中写道：“政府并没有对PM 2 .5的认识，因此并没有对公众提供相关信息与知识。公众是从网络上知道PM 2 .5的。而国际标准与专业知识的存在以及无数个人都有"空气不好"的共同体验，这使公众觉得自己的立场有合法性，从而极大加速了相关信息的传播。”

“这样的传播同时就是社会学习、社会辩论以及社会动员，它最积极的效果，是将公众压力和公众诉求成功“打入”政府内部，转化为政府的政策议程。”郭巍青教授说。

“最积极的效果”终于显现。

2012年3月2日，“两会”前一天，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PM2.5平均浓度限值和臭氧8小时平均浓度限值被增设到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里，并收紧了PM10等污染物的浓度限值，收严了监测数据统计的有效性规定，将有效数据要求由原来的50%—75%提高至75%—90%。

据专家估计，按照新的标准，中国有三分之二的城市达不到空气质量要求。

一周后，一直推动PM2.5公开的地产商潘石屹在微博上表示：促政府公布PM2.5一事告一段落了。回想起来，没有仇恨，没有敌人，只要呼吸空气的人都成了朋友。

正如他在微博中表示，“人人都是PM2.5的制造者，人人都是PM2.5的受害者，人人都应该是PM2.5的治理者。我们需要诚实面对，而不是欺骗。”

2012年7月，在商务印书馆最新出版的第六版《现代汉语词典》里，与“摇号”、“团购”、“微博”等新鲜词儿一道，“PM2.5”被增收其中。 （文中颜玉为化名。实习生曹珊珊对本文亦有贡献）

中国华北、华东和华中PM2.5的密度，指数甚至接近每立方米80微克，甚至超过了撒哈拉沙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