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梦：2012，中国向何处去？（3）

政府作为与不作为的双重悖论。中国行政级别5级，中央的许多政策到了地方很难落实，往往相互排斥。县级特别是乡镇一级的信息很难真实准确地上达中央，愈来愈边缘化，行政效率地下，作风浮躁，相互推诿，弄虚作假，被动应付上级任务。地方政府机关人员数量臃肿，吃空饷的已经见怪不怪了，不仅加剧了财政负担，而且败坏了政府公信力。基层腐败愈演愈烈，贪污行贿受贿可以摆上桌面、买官卖官明码标价、公款旅游成为时尚，不贪才被认为不正常。比较落后地区的乡镇正科级领导配有20几万的专车和专职司机，油随便加；乡镇一级政府一年用于公款招待和平时吃喝的消费少则八九万多则几十万上百万不等，铺张浪费严重，烟酒也基本上实现了“特供”。有一个县公安局准备新建公安大楼缺资金，其局长竟对下属交代要加大罚款力度，筹集资金。一些县乡级政府为了大力招商引资，给大企业大项目特别优惠政策：起先免税、要资金给资金、要地批地，官商勾结，以极低价格施压欺骗从农民手中拿走成片成片的良田用来建厂或者搞房地产，手段无往而不及。一些村干部擅自做主把村民的田地卖给企业，卖地钱大部分中饱私囊流入自己口袋里了，剩余的少部分钱只有等到村民找上门来才分。甚至一些村干部自己办企业圈地的现象屡见不鲜。至于审批程序形同虚设。在攻农掠地的咄咄逼人形势下，农民作为弱势群体无法通过法律规定的程序维护自身权益，不得不走上艰难曲折的上访之路。而一旦被发现有上访的苗头，政府不惜动用耗费大量资源对上访者软硬皆施，想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河北衡水的一个地方，三家企业通过村委会（其中一家企业属于该村村支书的）私下用砖墙和铁栅栏圈了村民上百亩地，补偿款分了小部分给村民，其余的掌握在以村支书为首的村委会班子手中。后来引起了村民的强烈不满，终于在2011年农历正月初与企业和村委会发生冲突，并有村民集体进京上访。一位乡镇机关负责写材料的选调生（硕士）向上级领导汇报上访情况称这些上访村民是“逢会必闹，逢节必扰”使用惯用伎俩的刁民。此事件折腾了整整一年，到年底才告一段落。另一个事件，河北香河县，农民赖以生存活命的土地都在“土地流转”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各种名目多样的遮羞布下被政府席卷而去。那么，究竟是哪些人正在对贫苦农民犯罪，不是已经昭然若揭了吗？近年来国内爆发的多起群体性事件大多涉及农民的土地问题拆迁问题，比如乌坎事件。维稳成本惊人，政府往往拆东墙补西墙，却做不到绝不能与民争利。风能进，雨能进，唯有政府不许侵犯人们的家园。房屋、土地是农民的立身之本、生存之源，神圣不可侵犯！

中央政府多年来在基层试行的直选制度效果并不理想，村一级选举程序繁琐复杂，村代表是早就定了的，选票可以一人一张，不过仅仅做个形式，走走过场，最终选出的还是选举前上级商量好需要的某个有来头的人。乡镇换届选举也好不到哪里去，尽管中央多次强调要用铁的纪律保证换届选举风清气正、公开透明，事实摆在面前的却是——法律法规成为橡皮图章，制定的精密程序和实施细则束之高阁，官场潜规则总能占据上风，最后由领导权衡，拍板决定，美其名日：民主集中制。

在GDP主义、速度崇拜的驱动下，一切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方式还未根本转变过来，经济结构性矛盾下潜伏着深刻的“中等收入陷阱”危机。不惜一切代价大搞造城去村运动，矗立起一座座水泥森林（城市森林千篇一律，缺少文化内涵历史底蕴）。而能源资源被大量消耗殆尽，地下水被超负荷地开采，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空气、饮用水遭到严重污染。房价、物价高位运行，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为中国城市的发展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却无法真正融入到城市生活中来，不得不年复一年的奔波在农村与城市之间。成千上万的大学毕业生蜗居在城市的每个小角落里，穿行于茫茫人海里寻找梦想，拼命工作，却只能望房兴叹，不得不向现实妥协，理想与激情在残酷的现实撞击下如潮水般逐渐退却。我们开始迷失，也开始质疑：到底是个人出了问题还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垄断着我们这个国家的权力与资源，形成了坚固的政治城堡和利益围城。

一些地方政府掌握着管辖范围里的土地审批权，权力寻租屡屡得逞。县区级政府为了发展本地经济，大建开发区工业园，大力招商引资，刚开始把重点企业引进来时，给予中小微型企业钻破脑袋都无法准入的许多优惠照顾政策，只要能提高本地GDP,环境污染都是次要问题。一旦引进来的企业走上正轨开始盈利了，政府这部门那部门的各种税也纷至沓来，对企业干预过多，挤压企业的生存发展空间，融资难，更谈不上企业的创新转型升级了。一些政府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裙带关系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企业的合伙人或者法人代表。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航天科技位居世界前列，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和世博会，GDP全球第二，作为“世界工厂”制造的商品出现在世界的每个角落，国际影响力话语权显著提升。不少官员和专家学者把中国的快速发展总结成——中国模式。但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执政党、政府主导强力推行的，缺少内在动力驱动，从长远来看是难以保持快速发展的。几千年来的“官本位”思想集权统治与特殊环境相结合在当下无形有形地充斥着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各个领域，顺从权威，依附权力。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缺少充分自由竞争的软环境，欠缺创新的思想市场；医疗体制在官僚化权力阴影下异化，可以有干部特权病房，没有普通病人一张病床。表面上认为“以药养医”导致老百姓看不起病，深层原因还是在于医改不敢破除官僚体制束缚障碍。

在当前教育领域，尤其是大学教育，行政化色彩非常浓厚，权力笼罩住自由学术氛围，教条主义盛行，意识形态主导大学精神。2009年，我母校一名教授（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及民革中央委员）为了竞争副院长职位，竟然在学术成果登记、简历和申报材料中造假。关于大学学术腐败造假、身兼数职自我标榜的现象在国内不知有多少。一部分刚迈进大学门的稚嫩新生争着进校学生会、院学生会，争利益争荣誉，一两年下来，满口官腔自以为高人一等。在大学里，不知不觉中，我们自以为就这样想那样做的，似乎都很合乎逻辑，很政治正确很主流，甚而认为这就是我们自身的自由意志，自由精神，自由思想，一切都不用怀疑批判。这样的教育“境界”估计就是精神思想被完全枷锁了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