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快了还是慢了？变大不是城市化（2）

城市化快了还是慢了

“正常的城市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过快的城市化弊大于利，我们应当认真考虑城市化速度了。”吴必虎说，为谋求高速发展，近年在一些党政部门甚至兴起一股“5+2、白加黑”的作风。

“强调短期内必须把路修好、设施建好。跟老百姓商量来商量去，土地开发不成，因此催生强拆现象。很多城市没有规划好就仓促上马，有的边规划边建设，更有城市建设后补规划。”吴必虎说，“为什么城市下水道没人投资，为什么一些地方农民子弟学校被拆掉？土地开发出GDP，而服务业、农业、基础设施、民政福利投资等对GDP快速增长很难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地方政府不太愿投这个钱。”

吴必虎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单纯理解经济建设就是GDP增长。

不过陆铭认为，中国城市化的速度还是太慢了。目前城市化的进程应与工业化的进程相配套，中国二、三产业占GDP总量90%，官方公布的50%的城镇人口在从事占GDP10%的第一产业，一个直接后果是城乡收入差距拉大。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倡导小城镇建设，认为发展中小城镇可以避免大城市存在的问题。一直以来，鼓励小城镇发展也是中国一项重要政策。包括目前的户籍制度改革重点也是中小城市，大城市限制仍旧比较严格。

“这种提法未必是正确的。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大城市发展的好处，大城市有更大的创造就业，增加收入，提升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大城市人口密度高，有节约能源、占地的好处。大城市出现拥挤、污染、犯罪率高的问题，放在全世界看，并不一定与城市规模正相关。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技术和管理加以改进，而不能通过限制城市的发展来逃避这些现象。”陆铭说。

陆铭认为，长期以来，我国的户籍制度制约着人口城市化的进程。经济发展，产业的成长没有充分吸纳农民进城。不少农村人在城市打工，回老家盖房，在城市干不动了还是告老回乡，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实际上是慢的。

对于中国户籍制度，陆铭曾在多家媒体写文章呼吁改革。“户籍制度本身造成大量成本，比如收入不均等、劳动力市场机会不均等，一些大城市形成外来人口聚集区，居民幸福指数不高，对于政府的信任程度下降。政府大量的维稳成本一定程度上也在为户籍管理带来的负面效应埋单。”

他呼吁加快户籍放宽的速度，降低门槛。在他看来，上海40%的外地人，广东一些城市50%到70%的人口没有本地户籍，这种管理太严格了。其实一些高门槛没有必要，分工差异使得大城市更能为低技能劳动者创造就业机会，而这些岗位又是大城市所必需的。户籍制度造成高低技能劳动者身份的差距，对城市和谐发展是不利的。

“要以是否长期稳定就业，缴纳社会保障金来衡量是否获得户籍。一个在上海送了十年牛奶的人，为什么就不能长期在上海待下去呢，既然大家都需要这样的服务？”陆铭说。

城市化仍是未来发展动力

按照官方标准，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国际历史表明，城市化率达到50%会进入加速过程，60%至70%进入减速阶段。

“随着政策对人口自由流动限制的放宽，城市化的速度还会加快。”陆铭说。

吴必虎认为，中国各地城市化水平不尽相同：西部处于初步阶段，中部进入快速发展期，而像北京这样的东部大城市已进入了后工业化的时代，城市化基本完成。

“东部城市大框架已经拉好，城市服务和管理还跟不上。政府应从市民生活质量上考虑，比如下水道、城市交通的建设等等。具体项目和规划，需要长远的考虑，不能这一届政府做得小模小样的，下一届再重新修。欧洲的下水道一百多年历史还在使用，而我们不断地在修。”吴必虎说。

与大多数学者一样，陆铭和吴必虎都认为，中国的城市化是支持未来中国发展的主要动力。

这种观点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过于依赖投资，而拉动消费，很少有人意识到大城市的发展创造着多大的消费潜能。

根据陆铭的研究，在收入、工作等相似的情况下，没有城市户口的人比拥有城镇户籍的人消费低30%。大量城镇常住人口的农转非，意味着巨大的消费空间。

“不管从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帮助中国经济摆脱，城市化无疑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大引擎。”陆铭说。

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内在动力。“以往，工业是社会发展的引擎，但未来现代制造业水平很高，少数高知识或职业技能的人即可操控完成。农业的机械化，生产效率的提高，导致农村土地不需要那么多人耕种了。”吴必虎说。

他认为，未来城市化主要靠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包含创业产业、旅游业、金融服务业等等，未来城市化，很多人不需要从事体力活动。大家希望在有限的资源和能源供给下，都能在城市中生活好。

欧美以往曾走过大量消耗煤、石油等能源，大量占用土地的方式。“这种模式在中国行不通，中国人口太多，必须另辟新径，如何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城市化，中国人似乎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吴必虎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