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村发展的若干焦点问题（3）

七、中国究竟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通常说的是经济停滞，经济增长处于2%到3%之间，甚至更低。什么是“中等收入水平”？工资水平的上升通常意味着要素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比如说资本变的便宜 劳动力价格昂贵，资本价格变的相对降低。具体的说，我们要避免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就要考虑这样几个因素？一个是土地，土地的数量能不能支持中国经济的增长？刚才讲到我们国家东部地区本身就有土地，而西部地区（我们的老革命基地）的空间还很大。

对自己的发展来讲，土地不是一个常量而是一个变量。土地不构成我们未来发展的约束。那劳动力因素呢？我前面讲，我们不需要城市日工资大于农村日工资，我们的劳动力就可以转移。我看到我们现在农村总的工作日少，所以收入低是年收入低。但是日工资，农村比城市很多部门要高。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的劳动力都会转移。所以说我们劳动力的廉价还能保持一定的时间，不是因为我们城市日工资比农村日工资低，农村劳动力就不转移了。那么资本因素呢？大家知道这样一个简单的公式：⊿Y/Y= S/Y*⊿Y/I=40%*0.25=10%。储蓄率乘以资本效用，在技术不变的情况下，它和索罗-斯旺增长模型是一样的。我们的储蓄率用40%，因为中国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保持了高储蓄，而这个惯性在短期是不会很快下降的。

能源因素呢？能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它使投资缩水。而投资缩水影响到资本的效率，影响到投资的总量，可能会引起投资的数量发生变化。投资缩水本身能影响到我们国家的经济结构，比如我们的煤炭资源在不断消耗，那么替代煤炭的许多新能源可能会得到发展。再一个就是分配，能源部门的资本收益和劳动收益可能会很高，所以能源价格的变化会导致这些结果，肯定会对经济有影响。那么至于怎么样的影响，希望大家能研究一下。政治因素呢？这是最让人感到不确定性的因素。我曾经在博客里说了一句话，说“甚至连邓小平对于民主政治都过于乐观”。1981年，邓小平对英国记者说，我认为我们国家再过30年，可能会实行普选制。我认为过于乐观，根据我对西方民主政治的了解，我有这样一个体会，民主的建立是很艰难的，实实在在从基层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是不容易的。印度有所谓的民主宪法，有人说我们国家要搞宪政改革。那我们有了宪政改革，我们的宪法改一下，我们的民主就会提高吗？我很怀疑。按照我的观察，西欧国家至今都在做基层民主的改革。去年我跟我们所长去丹麦，当时丹麦就在搞下放自主权。而意大利搞的是“中央民主制，基层帝国制”。美国民主制比较成熟，奥巴马当选总统可能具有标志性意义。我说这么多，就是想表示民主政治真正要建立真的不容易。

那么民主政治到底是什么东西？中国会不会或在什么程度上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个是能源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有关部门在加强核能的发展，我想我们一定要搞核能，我们没有替代传统能源的新能源，我们的资本缩水问题会很突出。核电因为日本的事情国内反对声音很大，这是一个麻烦。政治也是一个麻烦。我国的政治改革如果过于激进，我们可能逃脱不了一些问题，甚至可能会产生暴民政治。因为希特勒就是选票选出来的。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历史其实就是民族国家产生的历史。我们中国现在是民族国家吗？至少1949年以后，我们中国的政治家没有认真的塑造中华民族，而是相反的操作，刻意的告诉世人，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我们要打造中华民族。建国初，我国很多的少数民族是部落社会。在法国的历史上，法国的社会精英刻意的打造法兰西民族。民主政治的产生历史是民族国家诞生的过程，是帝国主义解体的过程。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的打造中华民族。还有一个问题是反特权。特权是公开的腐败。做好了这些事情，“中等收入陷阱”就有可能避免。的确风险很大，因为不仅是进入陷阱的问题，我们更担心的中断我们的发展进程。

八、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什么是社会不稳定？社会不稳定表现为不服从、不妥协、不守法。

先说服从问题，该服从的不服从，两个利益集团本来可以交易，但是不交易。大家可以从经济学上给服从下一个定义，什么是服从？我强调大家一定要有经济学理性。什么是不服从？我对不服从的定义是交易成本大到不可交易。另外就是不妥协，不守法，有法律不愿意守法。

第一个问题是，不服从不要简单归结为老百姓观念上、思想上不服从。要让老百姓服从，首先要拥有“多数-少数”信息。谁是多数？谁是少数？我们拥有这个信息吗？如果有竞争才能判断谁是多数，谁是少数。我们要服从，就要服从得心安理得啊。我知道我是少数，我才会服从那个多数，那么我们现在是什么呢，我本来是少数，但是我不知道，那我就不服从。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服从机制，其实就是要建立一个产生“多数-少数”信息的制度。

第二个问题，我们要建立起公共领域的妥协机制。妥协和什么有关系？和高度的组织化有关系。组织化的程度决定妥协的行为，一个社会组织化程度越高，越容易妥协。因为高度组织化说明这个组织的领袖代表性比较强，而领袖之间的谈判和组织成员之间的谈判成本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喜欢代议制，其实是解决谈判成本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法治精神，“我可以输掉官司，但我一定要打官司，并遵守判决”。我们中国有没有这样的意识？还没有。这种机制的前提是司法公正。社会不稳定给我三个启示，我们要服从、要妥协、要守法。但这三个要素都对制度有一定的要求，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要解决中国社会稳定的问题、农村稳定的问题。要在三个方面进行改革，但是这个改革，第一个成本比较高而且风险比较大，后面这两个改革的成本低，风险小。要是让我排个序，守法风险最小、其次是妥协，再次是服从。说到农村稳定，我们讲农村不稳定的程度是与经济发达的程度成正比的。比如，佛山一个农村社区能雇佣100个保安，假设一个保安每年的工资5万块钱，那么仅保安这一项一年就500万。

九、农村发展和民主政治是什么关系？

我们课题组的研究发现，民主是一个需求问题，不是一个素质问题。这个网上有很多文章，大家可以去看。作为学者，我们分析问题一定要学会对问题进行分类。很多学者经常把私人领域内个人反对侵权的行为叫做“民主政治”。古代就有这个情况，在普鲁士王国的时候，有一故事，是说平民的房子“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国王进了就侵权。这叫民主吗？这如果是民主，那我们的民主早就有了。民主政治一定是特殊的权利结构，这个特殊的权利结构的要点是公共领域依靠竞争关系建立起来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公共选择制度。一定是竞争，不竞争我们不知道谁是多数谁是少数。我们通过唱票知道谁是多数谁是少数，然后我们少数服从多数。

我们强调的是在公共领域，那在私人领域，这个少数服从多数行不行？不行。比如一个单元12户人家，其中11户人家开了个会，决定把第12家的财产分了，少数服从多数，这样是不行的。“民主政治”一定是在公共领域内的。我们国家现在的问题是公共领域权利过于扩张，把私人领域侵犯人的权利，人家做一个反抗，官方做一个协调，我们以为就是民主。这是极大的误解，是没有概念的表现。这个问题在社会学和政治学里非常突出，这些领域里的学者总是要搞创新，搞发明。一争论起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没有统一的语言。所以我们现在强调，民主政治是公共领域的事情。这样的民主政治是需求问题不是素质问题。

我们的传统社会不需要这样的政治。因为宗法关系在解决公共领域的问题是成本要低。在传统的乡村社会，民主主要靠宗法关系维持，公共支出依靠乡绅的捐助和宗教的劝慰。就是你要上香、建祠堂什么的。而仲裁、内部纠纷的处置可以仰赖各地乡绅。这样的成本很低。这种社会谁多数谁少数不需要公开竞争，“爷爷奶奶讲那过去的事”，我们就知道谁是多数谁是少数，还要什么民主政治，投票是有成本的。所以我说传统社会是不需要民主政治的。所以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民众参与投票的热情和经济发达成正比，贫困的社会不需要强力推动民主政治。我是从经济学的思维来看的。在传统社会，一致同意事实上是公共事物决策的通行原则。我们现在社会要一致同意非常困难，当然传统社会的一致同意并不是说是真正的和谐，因为居民通常以牺牲自由来同意，这种同意建立在人身依附关系上，这是传统社会的特点。那我们什么时候需要民主政治，传统乡村社会不需要，当一个社会需要民主政治的时候，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城市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