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英国“福利国家”制度的启示（2）

三、英国福利国家制度在微观层次上削弱了英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

尽管如此，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也不例外。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都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英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甚至埋下了潜在的社会动荡祸根。

在微观层次，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首要问题是造成了“动力真空”问题。对于中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缓解、消除了所谓“饥饿纪律”这个驱使人们提高工作效率的最大动力的压迫，而新的动力又未产生，劳动纪律懈怠、工作积极性衰减的现象随之蔓延。如果说在经历了1930年代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艰难岁月的那一代人身上，此种问题表现得还不是十分明显，那么，到战后“丰裕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全面取代老一代人之后，这个问题就日益显著且难以收拾了。

即使对工作动力已经超越了 “饥饿纪律”压迫层次的劳动者而言，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副产品——较高所得税也沉重打击了他们可贵的工作积极性。因为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支出归根结底来自就业者当前和未来的税收，过度膨胀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结果必然是税收过重；在战后西方财政税收格局变化的趋势下，尤其突出表现为所得税过重，英国战后数十年来中等收入群体个人所得税尤重。早在1950年代英国实行“福利国家”初期，所得税率之高就已经使得很多原来喜好加班加点工作的人感到自己的额外辛苦不过是在白干，加班的动力大大衰减。到后来，事情甚至发展到了失业者收入往往比工作者还多的地步，因为就业后的收入要纳税，而失业救济金和补贴所得无需纳税。从上世纪60、70年代直至现在，这种现象始终存在。由于相当一部分掌握话语权力者要么缺乏全局眼光和长远思维，以个案煽情取代对全局的冷静客观思考，要么有意哗众取宠，致使某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所谓“人道主义”长期占据了“政治正确”的地位，不仅导致失业者收入比工作者还多的问题来得更快、更严重，而且加剧了外来移民问题。

上述“动力真空”问题大大恶化了英国在战后的国际人口流动格局。一方面，专业人员、功成名就者大量移居国外，以躲避源于过滥社会福利支出的高额税收。移居加州的1970年代英国头号影视明星凯恩直言：“我热爱英国，但我要等到税收政策改变以后才能回去”，成为许多外流英国专业人士的心声，英国则因此而长期蒙受严重的人才流失之苦。

另一方面，依托庞大海外殖民帝国，英国数百年来形成了国内不得志者奔赴海外另谋生路、寻求机会的传统。虽然海外英国公民中不乏为非作歹之徒，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备受践踏，但对英国而言，这一传统在总体上确实发挥了培育和弘扬国民自我奋斗精神的正面作用。然而，由于社会保障和福利项目过多过滥，英国国民得到了一个新的、却是破坏性的选择——降低生活标准，依靠政府福利救济在国内勉强度日。随着作出此种选择的“阿混”人数日多，英国国民进取精神遭到了深刻的毁坏。因为仅仅是所谓“上流社会”堕落腐朽并不足以根本毁灭一个社会，只要有相对顺畅的向上流动机制，保有蓬勃进取精神的基层民间自会不断向社会领导层提供新生力量。但倘若基层民间普遍堕落不求进取，那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就真的是不可救药了。

帝制中国和罗马帝国都曾实施过颇为广泛的社会福利制度，根据笔者迄今掌握的材料来看，除清朝时仅仅面向八旗部族的旗人俸禄制度外，帝制中国还没有出现福利项目泛滥成灾造成全民堕落寄生的问题；而在保留着相当多选举制度的罗马帝国，特别是在罗马帝国核心地区罗马城和意大利，这个问题特别显著特别严重。昔日骁勇罗马战士后人堕落到不事生产，成天沐浴、酗酒、看戏、沉湎角斗和竞技表演、观赏各类仪式典礼，结果先是沦为蛮族雇佣军头目攫取帝国君位的道具玩偶，后来在蛮族大举入侵中彻底沦为蹂躏、侮辱、掠夺、屠杀的对象，泛滥的福利项目实不能辞其咎。那么，鉴于西方国家数十年实践中福利项目都表现出了强大的向下刚性，易于增多而难以削减，即使在国家面临“主权破产”之虞时，压缩过高的福利项目也往往招致社会骚乱 （如近年主权债务危机中的希腊等“欧猪国家”），现代西方代议制民主政体是否面临更大的风险重蹈罗马帝国上述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