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英国“福利国家”制度的启示（3）

四、“福利国家”制度带来的国际人口流动风险

对英国社会潜藏着更大毁灭性风险的是，过多过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还吸引了许多文化背景迥异的海外移民来吃福利，而他们又日益拒绝融入当地社会，社会撕裂的风险正在滋长。

尽管英国政府几乎从来不曾鼓励英联邦国家人民移居英国，而是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但英国的帝国地位却自然而然地促使英联邦国家人民迁居英国，而且迁入英国的前英属殖民地居民以印度、巴基斯坦和西印度群岛人居多，以至于在英国国内形成了“有色人种问题”。1966年，英国来自西印度、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非白人人口分别 达 到 了 454100人 、223600人 和119700人，多数是1950年代迁入英国的。时至今日，在英国越来越多的社区，穆斯林等外来移民群体开始占据相对多数、乃至绝对多数，某些城市、甚至英国全国人口构成也正在出现类似发展趋势，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ofManchester）人口统计学家们认定，2019年，位于英格兰中部的莱斯特市（Leicester）就将成为欧洲第一个白人非多数的城市 （即白人占总人口比例低于50％）；到2024年，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也将成为白人不足50％的所谓“多元化城市”。这种局面将给英国社会治安乃至国家政治认同带来何种挑战？从2011年的伦敦暴乱，奥运形象大使切尔西·艾夫斯领头打砸警车、抢掠苹果手机店；到近年来英国穆斯林团体在一系列问题上吹毛求疵，乃至刻意挑战国家忠诚、对外战争、阵亡将士等原则性问题，已经暴露出了不容忽视的危险苗头。

在1960年代，非白人外来移民群体的形成与增长就引起了英国社会的重视，认为这不仅影响英国的国内就业，而且会形成一个与英国生活方式不适应的、代表另一种文化的 “有潜在敌对意识”的种族集团。时至今日，单一外来移民人数增长和在局部地区日渐占据多数，正在孳生声称代表这个群体的政治力量，这种政治力量一旦形成，为了维护、扩张自己在政坛上的“江湖地位”，他们所要努力推进的就不会是外来移民与当地社会认同直至最终融合，而是刻意强调、凸显、乃至制造外来移民与当地社会的不同，并片面要求对这类不同给予“宽容”，却从来不提外来移民对当地社会文化传统和行为规范的接受、遵循与认同。在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和诸如“多元文化”之类“政治正确”的思潮下，他们的这种倾向又会受到进一步激励。由于大城市就业等机会较多，外来移民群体较多地集中于大城市，21世纪初的人口统计显示当时49％少数民族人口居住在伦敦，以至于近年有“伦敦斯坦”之称，进一步放大了这类政治力量的能量。

过多过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从几个方面激励了上述外来移民增长及拒绝与东道国社会融合。首先，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大大减少了外来移民在英国生存的困难，从而直接激励了这类移民的增长，特别是激励了惰性较强而自我奋斗精神较差的移民来分享福利蛋糕。其次，如果外来移民不能指望福利救济，必须劳动谋生，生存压力将激励其尽快、尽可能全面地融入东道国社会，这样才能赢得较多的机会。但是，如果他们可以指望相当丰厚的福利救济，他们这样做的动力就将大大衰减。特别是如果有许多福利救济项目是与外来移民身份挂钩，那么，他们更将具有强大的动力拒绝融入东道国社会，以保持其“外来移民”身份和与此挂钩的福利救济。第三，在有福利救济可以指望且政府奉行 “淘气孩子多吃糖”策略的情况下，外来移民中必然会有某些个人和势力选择挑头闹事争取更多福利，以此为自己争取外来移民群体“领袖”地位。而所有这一切，又必然在英国内部制造和激化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