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中英：世界治理中国到中国治理世界（2）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

外国和国际经济组织在中国治理中的过程和事实说明：中国一直是“被”全球治理的。承认这一点，是需要相当的勇气的。

如上所述，国际制度介入各个主权国家的治理，本来是当代世界的现实，但许多人因为民族主义等考虑却不愿意面对或者承认这一点。因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UNDP等等国际经济组织，不会在美国或者欧洲各国发展中发挥作用。普通美国人也不知道这些机构或者对这类机构漠不关心。我们当然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拟定的这些“战后安排”，除了世界银行一度是为了欧洲（西欧）的复兴，针对的对象不是西方国家。但是，西方通过国际经济组织对非西方国际的介入，帮助维持和强化了西方对世界的统治。

如今，世界上许多事情正在发生也许是转折性的大变化。

一方面，如上所述，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在中国发挥的作用继续存在且扩大。但另一方面，中国也越来越影响国际金融组织。

在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下，由于不能有效地介入管理金融危机的过程，国际金融组织也面对着他们的“治理危机”，即他们的资源不足、机构“治理结构”老化、“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其中的代表性不够、决策过程和效率存在各种问题。为了存在和转型，国际金融组织更加重视中国等“新兴国家”的作用。

中国仍然看重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仍然孜孜以求进一步深化与国际金融组织的关系。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分别向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出了大力，但与此同时，中国要求提高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投票权地位。不仅如此，中国也希望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以便让人民币与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等一道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是国际储备货币，人民币如果如此了，则创造了世界经济历史的纪录。

所以，似乎一个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变化了的中国，不再仅仅是“被”全球治理，而是中国也开始要去治理世界。

上述就是当前的“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宏大背景。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不管西方是否愿意，“全球治理转型”的时代命题已经提出，并且，各种力量开始推动全球治理走向实质性的转型。

全球治理的转型为中国从被全球治理到参加全球治理、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了机会。“中国治理世界”应该构成全球治理转型的一部分。笔者在此提出“中国治理世界”的命题，并非“空想”，而是认为，如果没有“中国治理世界”，根本就谈不上“全球治理的转型”；中国接受“世界治理中国”时间太长了（最近这次是过去30多年），从历史转折的意义上，也该是“中国治理世界”的时候了。

然而，中国治理世界的时代是否真的来临，主要取决于我们的主观意识和规划，以及我们治理世界的准备和能力。我们通过什么方式去治理世界？我们是在现存的全球治理框架内治理世界，还是试图在新的框架中治理世界？这个世界，现存的国际制度不足以全球治理，而许多新的领域和新的议题（如气候、网络、极地等）却缺少国际制度。各国不仅试图在现存国际制度的改革中寻求全球治理的希望和在“全球治理的政治”中的有利地位，而且在创设新的国际制度方面各有各的表现，有的带头，有的跟随，而有的则显然在新的国际制度形成过程中大大地无意识，今后难逃“被全球治理”的命运。

“新兴大国”能否有机会“变天”？

人性的弱点之一是往往陷入非此即彼的简单思维中而无法自拔。比如，有一些人认为，中国已经加入现存世界秩序，且是现存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中包括许多的中国人和中国机构，所以，不应该挑战现存秩序，而是应该坚持“不挑战”，况且，中国如果要挑战现存秩序，在力量上尚不具备。而另一些人认为，现存秩序的弊端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再次暴露无遗，现有国际制度无法根治资本主义的内生顽疾；中国加入现存秩序不是“免费搭车”，而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西方的主导与非西方的缺少代表性与发言权说明现存秩序的不公正性和不合理性；改革并不一定能让现存秩序很好运转，况且，从联合国到国际金融组织的改革，改革仍然是小修小补，不触及西方统治的根本，而是强化西方领导的世界秩序，所以，应该“另起炉灶”，建构新的世界秩序。

确实，在维持并强化现存秩序和制度与打破、另起炉灶新秩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甚至存在着水火不容的冲突。中国若要走向治理世界的地步，当然要面对、回答这个最为基本的问题。截至目前，在理论上，这一问题并没有很好地回答。

2008-2009年，为了挽救西方经济，动用“新兴大国”（即非西方力量）的资源对抗金融危机，西方“七国集团”及其衍生“八国集团”决定召开“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且一度向非“八国集团”的成员国开出空头支票，让“二十国集团”而非仍然的“八国集团”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2009年G20匹兹堡峰会《联合声明》）。这一声明被“新兴大国”，甚至整个发展中世界都当做了全球治理变革重大的积极发展，却随即遭到了一些西方国家的强力抵制。加拿大、日本、英国、法国等都坚持主张“G8和G20并存”，并让“G8领导G20”。

西方竭力维持在现有全球治理中的主导权而非真正改革国际金融组织，在2011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更替和2012年的世界银行行长“换届”中都得到具体细致的反映。欧美分别“卫冕”了IMF和WB的领导权，预示着在未来5年西方主导世界经济治理的局面将持续。5年后，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能否有机会“变天”，让来自非西方世界第一次掌管国际金融组织？这一前景是有可能的，但并不是必然的。一切取决于西方的“危机”和“新兴大国”的“崛起”势头，即所谓“权力转移”是否持续。

令人担心的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仍然继续演变的情况下，一系列所谓的“金砖国家”，其“含金量”大大下降，尚未现代化、弊病丛生的印度政治终究难以持续印度的“发展奇迹”；“依附论”的故乡之一巴西仍然没有摆脱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依附”，巴西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经济增长“软着陆”可能严重打击巴西对中国的能源和资源出口；中国经济转型困难；俄罗斯的“复兴”不过是建立在新的“强人政治”和出售资源的基础上。

全球治理有可能从旧到新的更替和转换，无疑是中国全球治理研究者和实践者的机会之窗，但是，我们怎么才能抓住这一机会？中国能否最终做到治理全球，即在“新的全球治理”中发挥新的作用？我的看法是，在既有的巨大政策惯性下，先不要急着回答这些问题。由于中国既是维持现存的全球治理，又是推动全球治理转型，更由于中国长期以来是其它全球治理行为体治理的对象，一个有着“平天下”传统抱负的中国能否最终在21世纪全球治理转型中发挥关键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是未定之天。

（本文为作者在中共中央编译局“全球治理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与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