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新：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质何在？（2）

二、动态结构观下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统一

如果把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讨论纳入动态的结构视角观察，我们不难发现，过去，学者们之所以就人口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争论不休，其一是没有从内部结构如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去观察，多是仅从宏观上讨论人口增长率或人口规模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其二是学者只观察到了人口与经济发展变化的某个阶段，截取了不同的论证素材，缺乏人口转变周期性的动态观察。例如保罗?埃里奇在1968年写下《人口爆炸》和罗马俱乐部一拨学者1972年关注“增长的极限”时，正值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处在人口转变初期的人口高增长时期。同样，当年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也是敏锐地看到了中国人口转变初期带来的人口高增长对百废待举的中国经济起步和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因此，得出了人口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相反乐观派如朱利安.西蒙和盖尔.约翰逊(D.Gale Johnson)则是长距观察，总体上发现了人口增长促进了技术进步和人类知识总量增加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事实，得出了乐观的结论。

以动态结构观，可以把过往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三种不同的观点统一起来。悲观论的结论证据主要来自人口转变初期人口数量加速增长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如少儿扶养比增加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实事，马尔萨斯、马寅初所观察的人口问题属于此类;乐观派的结论则来自人口转变中后期人口数量增长减速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如劳动力人口比例上升即人口红利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事实，西蒙等人的论证属于此列;中性派的结论则是来自人口转变完成人口增长趋于零人口年龄结构趋于稳定的实事。

如此看来，不难理解叶女士的困惑与纠结。在数量观下，面对同是人口众多的东亚与非洲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我们无法得出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如同叶女士最后的纠结：“无法得出明确的人口与经济的对应关系”。这正是数量观下考察人口与发展关系无解的困惑所在。

所以，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质上不是人口数量或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是人口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三、未来人口结构变化趋势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忧虑

从宏观经济学角度出发，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是资本、劳动力、技术、人力资本、以及制度变迁等。人口因素只是影响经济发展因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人口结构处在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阶段，也未必就能施展其正向作用，所以，David E. Bloom和Jeffrey G. Williamson在其研究中特别指出，人口红利阶段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能否实现还取决于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环境。

中国学者借用上述模型对中国建国以后的人口与经济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确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中获得了人口红利。在经济制度改革的大潮中，人口结构优势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发展(于学军，2003;蔡昉，2004;王丰，2007)。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人口是幸运的，后30年经济制度改革将前30年人口能量、红利的积累储备全部释放出来了，由此创造出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是，从动态的结构视角观察中国今后数十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却并不乐观。随着人口进入低生育率低死亡率阶段，人口必然趋于老化，但对中国人口来说，中国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无疑大大加速了中国老龄化进程。

人口老龄化首先会使老年人口扶养比上升，而劳动力年龄人口比例相对下降。这一升一降的过程，一方面是老年人口抚养比一升，意味着社会养老金增加社会负担加重;另一方面劳动力资源比例相对一降，表明劳动力供给不再丰富，储蓄率会受到影响;在影响经济成长的各种要素中，人口要素这样一个变化会对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产生负面作用。

依据联合国人口预测(表1)，中国劳动力人口比例于2010年达到72.4%的最高水平，随后开始下降。从长期来看，劳动力人口比例达到峰值之后将迅速下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若按照联合国低方案，则劳动力人口比例下降速度更快。另一方面，中国老年人口抚养比迅速攀升，如今是差不多十个劳动力抚养一个老人，2030年不到五人，2050年两多人。人口年龄结构如此急速一升一降的变化过程显然将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更是如此。

从动态结构观考察，人口加速老龄化之后是劳动力人口老化，因为持续的低生育率会使青少年人口比例低，这样势必造成劳动力年龄人口老化。在科技就是生产力的时代，老龄劳动力人口在接受新的知识和科学技术方面比青年劳动力要处于劣势，对新产业和就业岗位的适应能力也要弱一些。所以，劳动力人口的迅速老化是通过对技术创新、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力资本回报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负面影响，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效应。

中国劳动力人口老化也是一个加速的过程。在联合国人口预测方案中(表2)，中国劳动力人口数量还会有一定的增加，到2015年左右，然后迅速下降。与此同时，最具创新能力的青年劳动力人口(20-39岁)的比例迅速下降，而中老年劳动力人口(45-59岁)的比例在增加。显然，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人口萎缩和劳动力人口老龄化的过程，是一个对劳动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发展创新力和竞争力产生较大负面影响的过程。人口结构如此变化最终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其实，中国人口结构迅速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发展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近年来，“民工荒”已在中国东南沿海等发达地区出现，且有加重蔓延趋势。从人口角度来看，这是中国人口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表现。与本世纪初期相比，中国底端青少年人口结构正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00年中国进入工作年龄的16岁人口为2031万，2010年下降到约1567万;2000年18岁适龄高考人口基数为2310万，2010年下降到1782万;2000年18-20岁的适龄参军人口基数为6347万，2010年为5053万，大幅下降。2011年中国小学在学生规模创新低。由于中国青少年人口持续迅速下降，中国人口将进入“荒”时代，小学到大学的“生源荒”，经济成长企业发展的“用工荒”、以及保家卫国军队的“兵源荒”，中国将迎来“多荒”迸发的时代，进而进入“慌”时代。

由于中国长期的严厉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未来数十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将形成极不稳定的倒金字塔型结构，更为严重的是，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上的少子老龄化与性别结构上婚配男女严重失衡还会相互叠加，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人类人口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结构重叠失衡现象，这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的人口挑战。

从人口动态结构观可以得出结论，中国计划生育企图以减少人口数量方式解决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问题，其实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相反却制造出了根本性的、更为广泛的、更为严重的人口结构问题。今后真正要担心不是中国人口增长“突破临界点”，而是中国加速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与性别结构严重失衡，人口结构问题是中国的“阿喀琉斯之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