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生产了好声音：制播分离分成实践首战告捷（2）

押注The Voice

灿星制作在商业运作上的突破从《中国好声音》开始。

早在2010年，《中国好声音》这一节目的原版模式——The Voice就被版权代理商IPCN国际传媒CEO杨媛草带到了田明面前。当时田明心系另一档节目X-factor，并未立即作出选择。但X-factor 最终被卖给了辽宁卫视，辽宁卫视据此做出了《激情唱响》。

失去了X-factor，田明将目光转投The Voice。在与IPCN就The Voice版权事宜进行沟通的同时，田明开始寻找播出平台合作方，最先考虑的自然是老东家——东方卫视。

熟悉星空华文的人士称，在和东方卫视的谈判中，星空华文提出了投资分成。这个想法可能出自星空华文的首席运营官曹志高，他曾是覆盖楼宇广告的晶立传媒的大中华区总裁。

“东方卫视已经购买了两档节目——《梦立方》和《厨师》，闲钱不多，而《中国好声音》要价又太高，要求比例很高的广告分成，合作自然谈不成。”SMG内部人士透露。此后灿星制作又找到好几家卫视谈，但高达数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的前期制作投入和投资分成的商业模式，让这些卫视望而却步。

在灿星制作寻找播出平台合作方的同时，浙江卫视也看上了The Voice。

“浙江卫视2010年曾做过一档选秀节目《非同凡响》，走的是高端选秀路线，也采用了导师制和双选制。The Voice比《非同凡响》多了盲选，与我们的诉求很一致，我们一直在联系版权方。”浙江卫视副总监杜昉说。

2011年八九月，联络版权的杜昉在上海与田明相遇，谈及The Voice，“既然都要版权，与其争得你死我活，不如合作”。2011年下半年，通过IPCN，浙江卫视与灿星制作共同买下The Voice版权，出资比例各占一半，所有权益共享。2012年春节后，在浙江卫视办公大楼的会议室，双方正式坐下来谈判具体合作事宜。当时，双方讨论了委托制作、投资分成两种合作方式，在不断磨合中，最后就“版权共有、共同投资、联合制作、风险共担、利益共享”达成共识。

杜昉表示，委托制作的节目存在天花板，节目再大也大不过制作经费。投资分成则不会先考虑藏多少制作经费在兜里当利润，而是考虑将节目做好吸引更多广告，以获得更高分成，“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双赢模式”。

田明亦称，投资分成是一种良性的合作模式，只要广告收益能够弥补投资，宁愿主动投入以保证节目品质。

据财新记者多方采访获悉，《中国好声音》的前期制作费用全部由灿星提供，最后分成也是灿星占大头。浙江卫视副总监杜昉也证实，制作费确由灿星“垫付”。一位广电业内资深人士听说双方是三七分成时颇感吃惊，以为听反了，因为“制作公司怎么可能拿大头呢”？

在灿星制作与浙江卫视达成合作之后，东方卫视再次找到灿星制作要求合作。熟悉东方卫视的内部人士透露，东方卫视还找到黎瑞刚就此事公关。黎瑞刚希望星空华文在专业化、市场化领域有所突破，也看好投资分成模式，最终拍板还是与浙江卫视合作。失去了《中国好声音》的东方卫视，只能上马《声动亚洲》。但据知情人士称，至今，投资8000万元制作的《中国好声音》回报已超过3亿元，投资上亿元规模的《声动亚洲》回报仅有3000来万元。一位广电业内人士评价称，歌唱类节目本来就最受欢迎，世界上目前有三个最成功模式：一是American Idol（美国偶像），湖南卫视从超级女声开始即模仿这一模式，风靡全世界，但现已有点过时；二是X-Factor，辽宁卫视买下版权，做了《激情唱响》，但制作太差，收视率不理想；三是The Voice，灿星主导买下，资金雄厚，大投入大制作，恰逢今年湖南卫视选秀节目被禁，得以一举成功。

步步走钢丝

巨大投入也让节目团队对政策风险的把控步步惊心。

2011年是中国音乐选秀类节目的低谷，上有国家广电总局“限娱令”等种种政策门槛，内有选秀节目创意老化趋同、观众审美疲劳之困。

2012年初“限娱令”刚施行，国家广电总局对相关节目把控尺度严格，仅审批通过《花儿朵朵》等几档选秀节目。在这种大背景下，由于2011年《快乐女声》屡屡超时，国家广电总局勒令湖南卫视2012年不得举办任何选秀节目。

“除了超时，国家广电总局或许更担心《快乐女声》通过海选、投票带来的社会影响。民众的参与程度高了，一方面泥沙俱下，各种问题纷纷暴露，容易产生矛盾；另一方面就像有人说的像是‘民主政治的预演’，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冲突。此外，他们还可能担心这类节目会误导青少年的价值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小普认为。

《中国好声音》此时正在紧张酝酿，如何绕开“限娱令”，制作团队和浙江卫视绞尽脑汁。田明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一再强调，《中国好声音》颠覆了传统选秀模式。在田明、杜昉看来，选秀包括海选、无门槛、评委、投票四大主要特征。“《中国好声音》一条也没有：第一不海选甚至不接受报名；第二有门槛，必须要是真正的好声音才能上来；第三没有评委，都是导师带学生；第四不投票，决定权在导师。”田明说。

“选秀的本质是展示和选拔，在观众眼里，《中国好声音》其实就是选秀。”周小普告诉财新记者，“《中国好声音》一直强调与传统选秀的区别，无非是通过窄化选秀的概念寻找政策突破口。”

2012年春节过后，浙江卫视先后四次进京向国家广电总局汇报情况，说服国家广电总局尽快通过节目审批。知情人士透露，整个节目组调动了全部资源进行政策公关，强调整个团队从投资人到播出平台“根正苗红”，懂业务懂政治，协调数月才获得国家广电总局的信任。

“每次会议都很关键，我们重点强调这个节目的正能量、输出真善美的价值观以及对中国华语乐坛的帮助等。”杜昉坦言。

就上不上《中国好声音》这档节目，浙江卫视带着灿星制作与国家广电总局沟通了近两个月。据田明回忆，国家广电总局针对节目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特别要求这档节目绝对不能海选，绝对不能做成原来的老套路，要树立音乐新标准，要传递正确价值观。

“相较于以往的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相对单纯，它做了一个减法，不在乎气质、长相、职业、家庭背景等，感动人心的好声音几乎是惟一标准。这与当下的社会心理相一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表示。

喻国明介绍，目前，在选秀节目仍具有强劲市场需求的情况下，各大卫视都在变着花样规避国家广电总局的相关政策。不过，国家广电总局出台相关政策不应该站在市场的对立面。

在和国家广电总局沟通中，《中国好声音》也给自己贴上了“大型音乐评论类节目”的标签。这不仅规避了国家广电总局最担心的社会参与问题，也突破了“选秀节目不能在晚上10点前播出”的禁令，为节目赢得了黄金档的播出权。

“分成模式”能否成主流

“在体制内，肯定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投资分成’，自己制作的节目在自己平台上播，顶多节目播出效果好，台里会给笔奖金。”徐帆告诉财新记者。

“这也是湖南卫视多年选秀节目趋于疲态的原因之一，团队激励、创新冲动如何持续，不从商业和市场运作上突破，大家都很难在体制内有所施展。”一位资深的电视制片人向财新记者感叹。

然而，即使像灿星制作这样实力雄厚的公司，在《中国好声音》成功后，浙江卫视、灿星制作就节目制作、投资概算都措辞谨慎，闭口不谈具体分成比例。多位接近节目组消息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灿星制作获得的投资分成比例很高，这也是其被其他卫视拒之门外的一个原因。它与浙江卫视有类似对赌的协议，节目收视率越高，灿星获得的分成比例也越高。“收视率超过4之后，灿星能获得七成收益。”一位消息人士称。

灿星制作宣传总监陆伟则向财新记者表示，在《中国好声音》的制作过程中，浙江卫视投入了大量设备、器材，灿星制作则主要投入资金和人员。所有的嘉宾（导师）和选手（学员）也都是与灿星制作签订协议。根据投资比例，灿星制作在最终分成中应该会占大头。

陆伟透露，评委导师、学员都参与了整个节目制作流程和产业效应的利益共享。导师除了出场费，还可和灿星制作分享后期产业链开发的一系列收入分成，比如灿星制作跟中国移动合作获得的彩铃收入。杜昉则强调《中国好声音》是双方联合制作，“应该这么说：整个项目是浙江卫视操盘，项目中间环节的节目制作部分主要工作由灿星制作承担，而大量其他工作都由浙江卫视负责。”

双方措辞上的微妙区别显示，“投资分成”商业模式的磨合才刚刚开始。

在制作过程中，对于节目名称、主持人选用以及能否剧透等问题，双方也有不同看法。不过，这一切最终湮没在《中国好声音》狂飙突进的收视率以及好评如潮的品牌效应中。

杜昉对财新记者说，《中国好声音》是谁做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品牌是浙江卫视的。不管合作模式怎样，大家都在看浙江卫视就对了。“只要鸡蛋好吃，何必去找下蛋的母鸡呢？”

除了分成层面的博弈，并非所有制作公司都能做投资分成。田明认为，要真正做好投资分成，一个制作公司至少需要具备三种能力：高超的投资能力、制作能力以及运营能力。此外，适合做投资分成的电视节目也有限。杜昉认为，只有像《中国好声音》这样大型的节目才适合投资分成，一般常规栏目没必要。

前述广电业内人士称，之前光线传媒在全国只能上教育电视台，教育电视台不播，它就一点办法也没了。光线传媒与电视台是贴片广告的合作模式，但贴片广告这种模式以后肯定要消失。“以后分成可能是主流，但也只有实力超强的制作公司才能去谈。”

“我不知道投资分成是否会成为节目市场的趋势，但灿星制作以后一定会坚持这种模式。”田明告诉财新记者，继《中国达人秀》《中国好声音》之后，灿星制作已经规划了四档全新的节目，都会采用投资分成的模式。“很快，大家就会再看到又一档全新的大型节目。”灿星制作内部人士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