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波“移民潮”：移民从来不是一个你想就行的事情（2）

中介公司的微妙角色

想要得到一些内幕，以一个顾客的身份出现也许是个好主意。我决定找一些移民中介，试试看以一个无知又渴望出国的姑娘的形象，能不能得到一些旁门左道的建议。

我为自己编造的背景是：公公经营一家与北方某省政府有关系的公司，老公在这家公司工作，而我则已经做了两年全职家庭主妇。现在我们决定要一个孩子，公公也开始渴望退休，所以想尝试移民。但公司的税单不怎么完整，有些和政府有关的资金来源也不方便公开，而且除了我会说一部分英语，他们的英语都很糟糕。

第一个目的地是一家在全国都很有名的移民中介，他们在广州的办公室同样位于市中心一栋价格不菲的写字楼，公司的创始人很有名，常常出现在各种杂志上。

M先生走进来，他的名片上写着：资深咨询顾问。我飞快地把那个编造的故事讲述了一遍，并且委婉地暗示“和政府有关所以有些信息可能不方便”时，他微笑着频频点头，一副心领神会的模样。

他问到公公具体是做什么时，我脑子里第一个闪出的答案是建筑工程。他沉吟了一下，“那很有钱啊。”然后他开始建议移民目的地从澳大利亚改为加拿大或者美国，因为，就像别的顾问告诉我的，澳大利亚的税单审查会非常严格。

“你能证明1000万资产的来源吗？总有房子吧，房子会升值。你只需要解释清楚当年买房子时钱是怎么来的就行。然后再解释几百万存款的来源就行了。”

“这说明我们不需要证明我们到底有多少钱是吗？”他愣了一下，然后说，“当然，但你们不能骗我。”我试图传达出一种隐晦的意思：许多文件都不全，很有可能绝大多数资金都无法提供有效力的文件。他则小心翼翼地字斟句酌，给出一些模棱两可的答案，诸如：“你得把你们公司的实际运营情况告诉我，我才知道我们有多少能做的”；“我们当然可以提供一些服务，例如帮你们找一些审计公司，但这也得建立在一些既有基础上，还有你们自己的努力。”

其他问题比如“他们英语都不好”以及“我们不想坐移民监”。他的答案要大胆一些，“会有办法的，在当地会有一些公司帮你们解决这些问题。”

具体什么公司，与他们什么关系，他不肯详细解释。

最后他建议把技术移民作为这个“全职主妇”的首选，除了4年工作经验不足以外，“我”只需再学一段时间法语就可以达到加拿大要求。至于工作经验不足这个问题，他的手一挥，“你不能随便找家公司开个证明吗？加拿大人打电话过来就让他们说，你确实干了4年不就完了。”

第二家移民中介规模也不算小，W小姐直截了当地表示，移民监可以由他们公司寻找一家当地公司，以派遣回国的方式解决，但效果如何“不能保证”，“这一招中国人用得太多了，现在不太靠谱了。”

这次我这样编：我们并没有太多钱，在1000万左右，所以想选择那种商业创业类移民，但移民局要求的商业计划书我们不知道怎么写。

W小姐用食指和中指不耐烦地敲了敲桌子，“这不是你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商业计划书由我们来负责，你们只需要告诉我们一些基本资料就行。”

这能通过吗？我表示疑问，如果那边要求面试怎么办？W小姐说，“你应该相信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材料顾问和移民局官员有着相当良好的关系。”

至于移民局规定的公司营业额，W小姐认为这也很简单，“我们会推荐一些生意给你们，你们只需要看资料，付钱买下来，然后去那边经营就行了。”

“或者，”她压低声音，“你们也可以多付一点钱，我们会在那边为你们找一个稳重可靠的经理人，帮你们打理生意，保证达到营业额，这笔生意表面上是你们的，但其实和你们无关。懂了吗？”

后来Amy分析道，这样做风险很大。因为中国人这样做的太多了，导致外国移民局会查银行往来明细，以核实生意与这个人有关的真实性。

“外国让你用这种方式移民，是因为他们想要找到会经商的人才，这样做和欺骗无异。但还是有很多人在这样做。”她摇了摇头。“至于那些说他们和移民局有关系的话，不是没有人贿赂过外国人，前两年加拿大就有官员因此被抓。一旦被查出，那名官员负责的所有项目都要被重新审核，你还是很危险。”

那么，为什么还有一些移民中介敢于做出这样危险的承诺呢？郭玲的回答是：“总有些侥幸。”这样做的副作用也很明显，她们公司附近的另一家移民公司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换一块招牌，“你懂的”，郭玲暧昧地笑了笑。她还有个客户曾经因为一些别家公司编造的虚假材料而被某国移民局拒签。迫不得已之下，他转投过来，重新办理别国移民，在和郭玲第一次见面时愤怒地声讨上家公司的老板，还挥了挥拳头，声称自己将那个奸商“揍了一顿”。

几乎所有移民中介都在踩着一条微妙的红线。中国规定每人每年不得汇出超过50000美金的外汇，但许多移民种类都需要向当地转移50万甚至上百万的美金。移民中介们给出了两种办法，找朋友和亲戚帮忙，每人汇5万直到达标；或者找地下钱庄。

“这个规定很不合理，但你必须这样做。”一个移民中介老板说。

这只是一方面，中国的财务管理制度和税收制度有很多不明晰的漏洞，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许多人积攒起了财富，还有一些人是靠在一波波的投机浪潮中耍聪明而发财的。他们的共同点是，当有一天要整理清楚他们的发迹过程时，你会发现里面充满了各种匪夷所思的故事。

“我见过一个靠炒房地产发财的女人。她在上世纪90年代把所有积蓄拿出来买了一套房子，然后是卖掉，再买两套，卖，买，买，卖，最后她成了一个千万富翁。”Amy说。“她的文件非常难做。她在买卖这些房子时交的税很有问题，我们国家对二手房交易的管理漏洞百出，她交的税根本不足以证明她现在这些钱。”

还有一个人不愿意透露他的资金来源，他开着路虎来，声称自己有上亿身家，说自己是在山西挖煤发的财，但他不肯出示任何能证明他有矿产的文件，因为“这样会给他惹来麻烦”。“他让我们帮他洗钱，但这是不可能的。最后我们拒绝了他，他可能找了别的中介。”

更敏感的是一些公务员家庭，非公务员的太太和孩子先依靠投资移民的方式出国，公务员丈夫把资产转移出去后再“裸奔”国外，这样的事情近几年层出不穷。

“那些太太都有房子在名下，或者甚至拥有公司。她们必须能够证明自己的收入能够支撑这些资金来源，公务员自己是不能办理移民的，他们甚至没有护照。我们会知道某人的先生是个公务员，但这不会让我们觉得良心上有负罪感，他们就是客户而已。”

另一家深圳移民中介的顾问告诉我：“有些客户拥有许多家公司，这些公司有些存在是为了避税和转移资产的，我们所负责的就是帮助他们理清这其中的关系。”

在Amy看来，没有一家移民中介是彻底干净的，“或多或少都会帮客户做一点材料吧。”

加拿大的一家报纸曾经调查过中国的移民行业，他们的记者冒充移民申请人给22家移民中介打电话，超过80%的中介表示可以提供一些虚假的材料以证明他们的客户达到移民局要求，“有些甚至包括伪造无犯罪记录”，但更流行的则是伪造资产证明。一家广州的中介说：“如果你做了假，你应该把假的做得像真的一样。”

“这是中国国情，我觉得责怪这些想要移民的人或者责怪中介都是不公平的。”Amy评论道，她遇到过许多啼笑皆非的事，并且不知道该将责任归咎于何方——一个普遍的例子是，外国移民局要求移民申请人提供出生证。但大多数出生于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人根本找不到出生证，如果他们没有转户口还好，一旦转了户口，没有任何公安机关愿意开出证明。他们只能打擦边球，找一些拥有人事权的单位开出出生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