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晓鹰：中国应对“大选年”的四策略

大选金融危机大国竞争主权

奥巴马政府近日不断给中美经贸关系投下阴影，它罔顾事实，无理指责中国在太阳能等光伏产业和汽车产业给予政府补贴。那个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罗姆尼也宣称一旦他入主白宫就会立即宣布中国为外汇操控国。日本野田内阁更是对中国采取了主动的强硬政策，在钓鱼岛问题上搞出一幕幕闹剧，挑起领土争端。诸如此类的行动，使一向主张和平发展，建立和谐世界，与邻为善的中国很失望，也很受伤。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个重要原因则不容忽视，那就是我们遇到了一个全球范围的大选年。

「大选病」：对外逞强斗狠

2012年，的确是个不折不扣的大选之年。在世界200多个国家与地区中有58个国家都已完成或将完成大选或换届。显而易见，这种极为罕见的政治现象，不但对国际政经秩序影响巨大，对中国的未来走向也不可小觑。一般中外公众的直接感受是乱象频仍与忐忑不安，西方媒体则把这个不平凡的「大选之年」与荒谬的「地球末日」之说联系在一起，称它为「大乱之年」！

笔者认为，我们必须看到，正是出于要拉拢选民的目的，某些国家的候选人会在不同程度患上「大选病」，即以暂时牺牲对外关系为代价鼓吹或实施更加强硬的对外政策。在竞选期间，由于各选举国把主要精力用于内政，这就决定了外交政策的从属地位。西方国家政客出于对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故而在对外政策中反倒表现得异乎寻常的逞强与斗狠。这种高调逞强与说狠话的「大选病」一犯，国际事务中的多边合作势必会受到严重制约。另一方面，各国领导层的更替，使其难以轻易对外做出重大而可信的承诺，因而将拖延有关全球性问题的国际应对。如此一来，国际社会将在相当程度上处于全球治理无人问津、无人负责的困境，全球治理进程被按下了「暂停」键。「大选年」也就极易变成解决全球问题的「推诿年」、「混乱年」。

正由于要应对大选，在世界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各国选战的目标自然会指向经济领域。换句话说就是，经济成为了最大的政治，成为互相攻讦的主战场。一些国家纷纷推行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通过「经济民族主义」拉抬选情、争取选票，导致国际经济问题被泛政治化，国际经贸摩擦必然趋于普遍化与激烈化。这对于对外依存度颇高的中国来说，受害受伤的程度可想而知。

综观俄、法、美三大国的大选，无不孕育对内与对外战略的大调整，也无不涉及到经济、政治、安全与社会的方方面面。各国都更加注重在紊乱的国际形势中强化自身安全，维持本国地位，应对眼前危机兼顾长远打算。在各国特别是大国花样翻新的竞选纲领背后、在形形色色的有关未来前途的愿景设计中，我们不但可预计到经济、军事、科技创新的国际竞争与摩擦的加剧，而且可以清楚地看到，世界各个大国（包括发达、发展与欠发达国家）都在跃跃欲试来抢占「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新秩序的制高点。处在经济转型的中国必须早些做好抢滩准备，为自己争出一块持续发展的大空间！

不能被外国大选「绑架」

还是由于处于大选之年，一些国家对中国要举行中共「十八大」强调「维稳」，而产生了错觉，发生了误判。它们以为中国政府将会因为要处理好内部事务，幻想中国在外交上会相对「软化」，从而企图趁机在海洋领土等问题上对华采取强势立场。加上美国意欲重返亚洲的战略调整，它们更以为时机已到，甚至不惜触动对华关系的底线，对中国进行外交敲诈。日菲及个别东南亚国在黄岩岛、钓鱼岛问题上对中国一再挑衅，就是最鲜明的例证。

面对2012「大选年」所带来的国际环境高度的不确定性，中国因应之道大体不外乎有以下几种：首先是在总体坚持「不干涉各国内政」原则同时，高度关注有关国家的大选。二是在这一「非常时期」，制定相应的阶段性对策，包括有效应对有关国家炒作「中国威胁论」与对华示强冒险等，先期制定各类应变预案。三是要把国内的事情办好。与时俱进地推进改革开放，通过科学发展、公平发展与和平发展，力求在大选之年后出现的更加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四是不能被外国大选「绑架」，防止经贸问题政治化、内部问题国际化、自身问题他人化。同时，也要强化在国际舆论中的主动性和话语权。

【秦晓鹰，外交学者，享受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特别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