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民族主义与中国的前途（2）

不管什么样的心理因素发挥了作用，政府没有出来阻止暴力行为或者阻止不力，都是政府的责任。实际上，这场民族主义运动的暴力性，一些政府部门和官员也应当承担起责任来。中国的媒体，无论是中央媒体还是地方媒体，都是官方的。媒体为什么从一开始就让非理性的话语主导了整个运动。一旦非理性的话语主导了局面，理性的声音便没有了任何的空间。媒体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在不同的声音中间做到相对平衡呢？很显然，媒体本身的利益替代了国家利益。更令人费解的是，一些现役军人也在各种媒体上发表只代表自己的毫无原则的言论。在一个制度化高的国家，这样的行为难以理解。

不过，现实是很荒唐的。如果在“爱国主义”的道德压力下，容忍了超越法律的行为；如果对被视为具有道德含义的行为，政府执法不力，那么受害的不仅仅会是社会成员和其财产，而且也会是政府本身和其财产。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复杂性质决定的。

如果我们对这场民间民族主义运动做些具体分析，不难看到运动参与者的复杂性。其中，至少有三个群体。第一个群体是民族主义群体，其抗议的对象就是日本。当然，这里有比较理性的民族主义者，也有上面所说的非理性的民族主义。第二个群体是泄愤者，这个群体的人数可能要比前一个群体还多。很多人对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现状不满，他们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者发泄不满情绪。这里面又可以分为一般民众和知识分子两个群体。一般民众参与这个运动主要是为了发泄，他们的行为往往和愤怒的民族主义者没有什么两样，表现为非理性甚至暴力。而对知识分子来说，这场运动则有意无意地成为了他们表达政治见解的有效平台。从各个城市游行示威的标语牌的内容来说，不难看到中国的“左派”（包括“毛派”）和“自由派”对运动的卷入之深。对以上这些社会群体来说，他们都可以把自己的行为赋予“爱国主义”的道德含义。无论是反日还是争取社会公平正义（左派）或者民主自由（自由派），都是爱国主义的有机部分。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反日运动表达出一场丰富的政治内容来。在很大程度上，这场运动有效地折射出中国社会的总体形态来。

民族主义是“商业项目”？

这里还需要指出第三个参与其中的社会群体，即运动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包括这个领域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和商业组织。这个群体可以称之为商业民族主义，就是把民族主义运动视为是一种商业机会。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民族主义的崛起和发展，其商业性质也越来越显现。一些媒体既是当代民族主义的构造者，也从这一民族主义情绪或者运动中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这里也包括一些网站和非政府组织。有人早就把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形容成为一个“商业项目”，这是有道理的。正因为利益相关者，他们有巨大的动力来推动民族主义。这也说明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和传统民族主义的不同动力和特点。在改革开放前，民族主义是政府项目，是由政府来推动的，但现在的民族主义更多的是由这些利益相关者来推动的。同时，这也说明了民族主义和政府之间矛盾的一面。（应当说明的是，任何主义都可以成为“商业项目”来开发，例如左派和自由派所信仰的各种主义在人口众多的中国都具有商业价值。这一点在其他国家也如此。）

民族主义运动中这三个社会群体之间的高强烈互动很容易促成民族主义运动的转化和变质。这些群体尽管目标不一样，但他们都可以从运动的扩展和升级过程中获取利益。一种高度道德化的民族主义既可以攻击另外一个国家，也很容易转变成为攻击政府。对这些人来说，攻击一辆日系车和日本工厂与攻击政府官员和政府大楼是没有大的区别的。实际上，自从产生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特点就是毫无边界，可以扩大到任何社会群体，任何政治领域，任何存在的问题。

民族主义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现实，不管人们喜欢与否，它必然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发展得好，管理得好，民族主义有可能成为国家提升的动力；但发展得不好，管理得不好，民族主义必然对国家的进步产生负面的影响。对政府来说，从长远看，必须积极参与民族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在预防其负面效果的同时把其转化成为国家建设的力量。但从短期来看，必须化大力气把民族主义纳入法制和法治的轨道，否则民族主义会释放出破坏社会秩序的巨大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