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亚·格林菲尔德：中日对抗的根源

最近持续在中国发酵的反日示威，只不过是强势中国民族主义崛起的又一迹象。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中酝酿了一个世纪后，民族情绪已在过去20年经济繁荣期间，占据并重新定义了中国人的意识。这种群众性民族意识，将中国这个庞然大物推向了全球竞争，以争夺一个与其庞大实力与人口相符合的国际地位。

迅速、明显且无可避免地，中国崛起了。事实上，在后人的记忆中，我们这个时代将是一个新全球秩序诞生的年代，而中国则是掌舵人。

竞争性的民族意识——那种认识到个人的尊严是与其“人民”的威望不可分割的观念——在1895年至1905年间，进入了中国精英的思维。中国于1895年被日本击败，而这个侵略者原本只是一个被中国人蔑视为“倭”的小国。中国当时虽然已习惯于被贪婪的西方列强巧取豪夺，却依然自信地认为这些国家是无关重要的。然而，来自日本这个被认为是自家后院里一颗微尘的攻击，却将这种自信彻底粉碎，这是一个令人震惊且无法忍受的屈辱。

日本在1905年对“大白熊”俄国的胜利，修复了对中国自尊所造成的创伤。在中国看来，俄国是一个令人生畏的欧洲强权，连西方列国都对它望而生畏。因此，俄国被击败的事实，被视为东方挑战西方的成功范例，而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日本是中国的代表。

日本因此成了中国关注的焦点。那些即将在20世纪初改革并执掌中国军政的杰出学生纷纷赴日留学。1911年的革命正是受到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激励；而由于20世纪初的日本是以民族主义挂帅，在日本的影子中诞生的新中国，也构筑在民族主义的理念上。

于是，日本成为中国重要的“另一半”。一方面是值得效仿的榜样，另一方面是憎恨的反模范。中国的民族主义从日本借来了国家的概念，包括用来表达它的字眼“国民”（源自日文kokumin）。

国民党（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明显地受到了日本的启发，并受到日本反复侵略的推动。

矛盾但并不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毛泽东同国民党的斗争，也是受到了反日民族主义的启发。就像世界各地的情况一样，中国的共产主义其实是民族主义的化身。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的讲话，直截了当地表达了其背后的民族主义议程。自称共产主义国家能确保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得到苏联的支持，因为在毛泽东眼中，苏联人比美国人更可靠。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一直都非常清楚，各自事业背后的民族主义本质。

俄国和中国政界和知识界的上层都是自觉的民族主义者，在整个共产主义统治的过程中，精明地追求民族主义的最高目的：威望——把自身的意愿强加到别人身上的权力，不论是直接或间接的。但民族意识，尤其是在中国，仅限于一小批精英，一般民众几乎完全不受影响。

情况在中国政府重新采纳资本主义经济后出现了剧变。德国于1840年代对私有企业的呼吁，将整个中产阶级变成了民族主义者；中国将经济实力明确定义为实现国家伟大复兴中流砥柱的做法，则使普通中国人领悟到民族主义的吸引力。中国人如今认为自己分享了国家的荣耀，渴望对它做出贡献并捍卫它免受羞辱。

为了威望而竞争，即便竞争是经济上的，也不是完全理性的做法。因此，旧伤口又被撕开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一些中国人，尤其是在经济上没能取得成功的人，一直对日本的侵略历史咬住不放。尽管中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也接受来自日本的投资，日本依然是中国仇视的对象。事实上，一名北京某大学的教授不久前跟我说：“十个中国人里有两个不喜欢美国，但有九个恨日本。”

对西方来说，这场民族主义竞争还存在一线希望：中日两国都不是流氓国家，只要两国的纠纷不动用到非常规武器，我们就可以将摩擦视为亚洲内部的争执。此外，尽管中国许多城市都爆发了反日游行，但日本很可能想让东海诸岛主权纠纷激发的强烈情绪冷却下来。

但西方——尤其是美国——对这中国式的尊严游戏并不熟悉。如果西方忘乎所以地用高人一等的口吻，对这个有5000年历史的圣贤之国说话，那它就可能成为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下一个目标。

作者Liah Greenfeld是波士顿大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教授，著有《资本主义的精神：民族主义和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