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向阳：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危机分析

我们现在打开报纸或者互联网，就会看到诸如此类的标题：《债务危机或致欧洲民主制度崩溃》（《德国金融时报》网站2012年6月12日）、《西方式政党正走向衰亡》（西班牙《起义报》2012年5月30日）、《美国：“自由”的代价》（阿根廷《南南》网站2012年4月9日）、《资本主义与西方民主发生冲突》（美国《华盛顿邮报》2001年11月25日），等等。这些文章反映出西方民主制度正在走向衰败。

这种衰败不是偶然的，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在政治上的反映。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反映在政治上就是政治的社会化与政权的资本性之间的矛盾。它有两大表现：政治活动的社会化与人民群众没有条件实质参与政治活动的矛盾，少数垄断企业深度干预和左右国家政治与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政治矛盾和它的两大表现形式，决定了当代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危机是深重的。其政治制度的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主政治正在演变成利益集团政治。并扼制了其政治制度的活力

由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所决定，当代西方国家积聚了众多高度关注自身特殊利益的游说集团。2012年初，美国学者斯蒂夫·科尔出版了一本题为《私人帝国：埃克森美孚公司和美国力量》的著作。书中描述了埃克森美孚公司富可敌国的财富势力，以及公司对美国政府的影响力。埃克森美孚公司的院外游说活动规模在华盛顿名列前茅，不仅在K街设有一个人员众多的办事处，而且还与大约20名前参议员、众议员、议员助手和其他一些人签有合同。说到K街，它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个街区，又称为“游说一条街”，云集了大批智库、游说集团、民间组织、公关公司、国际总部等机构。在华盛顿注册、在K街工作的人员超过3.5万人。这些说客利用各种方式就法律、法规和政府政策的制定、修改和执行等，与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作口头或书面的交流，从而影响政府的决策，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默多克的新闻集团也是K街上的骨干，它也是通过游说以及大规模捐款等手段极力影响美国联邦政府的决策。2001～2011年10年中，该集团花了5000万美元游说议员、政府组织等，不让美国的媒体监管机构以反垄断为名阻止它的媒体帝国在美国扩张。

政府政策为大资本这些特殊利益集团服务，这是由西方民主政治的阶级本性决定的。这一点，恩格斯在1891年就指出：“正是在美国，同任何其他国家相比，‘政治家们’构成了国民中一个更为特殊的更加富有权势的部分。在这个国家里，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又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拿联邦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在本党胜利后取得职位作为报酬。大家知道，美国人在最近30年来千方百计地想要摆脱这种已难忍受的桎梏，可是却在这个腐败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我们在那里却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用之于最肮脏的目的，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这种情形在当代变得越发明显、越发令民众不可忍受。今年5月20日，美国《纽约时报》网站发表该报专栏作家托马斯·L·弗里德曼题为《美国越来越不民主》的文章。他强调，美国正从一个防止权力过度集中的民主政体演变成一个权力过于分散而无法作出重要决定的“否决政体”，特殊利益集团游说和贿赂的扰乱令政治制度丧失活力。不仅是弗里德曼，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正在达成共识：西方的民主制度已经利益集团化，完全被资本绑架了，民主正在变成资本之主。

二、民主制度的野蛮化和军事化，变得更加傲慢和具有危险性

资产阶级民主制为了维护资本的根本利益，在资本利益受到挑战的地方，其野蛮的本性就会暴露出来。对资本主义民主的野蛮本性，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清晰地指出：“每当资产阶级秩序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人的时候，这种秩序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的凶残面目。那时，这种文明和正义就是赤裸裸的野蛮和无法无天的报复。占有者和生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中的每一次新危机，都越来越明显地证明这一事实。和年的无法形容的罪恶比起来，甚至资产阶级的1848年6月的暴行也要相形见绌。”100年多年后的资产阶级民主本性是否改变了呢？其根本利益决定了不可能改变。西班牙《起义报》2012年1月10日刊发了题为《美国从“民主独裁”走向军事集权国家》的文章。指出，“一些知名观察家——其中不乏美国的观察家——都认为，在第三个千年开始的时候，美国将成为‘民主独裁’国家。但乔苏多夫斯基（加拿大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的观点更为激烈，他认为美国成为一个‘披着民权外衣的军事集权国家’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披着民权外衣的军事集权国家”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向他国输出所谓民主人权，这似乎是当代西方国家的一个嗜好。冷战结束后的一些西方政要都相信输出民主人权是西方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有的霸权国家明确把维护国家安全、发展经济、在国外促进“民主”作为国家战略的三大目标，进而提出寻求并支持世界各国和各种文化背景下成长的民主运动，寻求并支持各国民主的制度化。有的政要则提出，“这是我们国家的历史：不管是为了人民的繁荣还是国民的平等，我们对全球传递美国价值观的承诺不变。”西方国家为什么如此热衷于输出民主人权呢？因为他们相信，输出了民主人权，就会使世界上的人们认可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就像亨廷顿所言，“民主规范的普及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那些世界上最强大国家规范的认同。”这样一来，西方国家就会便利地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他国人民的利益之上，民主人权输送的正是垄断资本的利益。

“披着民权外衣的军事集权国家”在输出民主人权时运用的往往是军事打击手段，用呼啸的炸弹来输送自由民主。托马斯·弗里德曼在1999年3月28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世界的宣言》一文，文章中讲到：“如果离开看不见的拳头，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绝不会发生作用的。麦当劳的兴盛离不开麦道战斗机生产商），为硅谷科技开路的看得见的拳头，叫做美国陆军、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同样，我们看到，微软、谷歌、麦当劳的兴盛既离不开美国陆军、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也离不开诸如普世价值、人权高于主权之类的理论宣传。民主人权开路、巡航导弹开炸、垄断企业开业，几乎成为新殖民主义三位一体的新战略。1999年，为了发动科索沃战争，西方打出了“人权高于主权”的牌。结果呢？正如有的学者所讲：到2000年底，在东欧银行业，外资控股比例最高的达97％，最低的也超过。50％，所谓社会转型不过是西方的Bank取代苏联的Tank，美国的M(McdDonald’s）代替苏联的M（Missiles）。人民不仅失去了原来的社会福利，而且还忍受着西方资本的多重盘剥。

西方国家一直坚持的理念是，民主只能是西方制度的产物，是启蒙时期将人类从黑暗中解放出来的结果。这一理念导致的结果就是民主的傲慢；而民主傲慢导致的就是种族的灭绝或者把一个国家“炸回到石器时代”。祖籍尼日利亚、曾经获得过大英帝国勋章的黑人艺术家因卡·索尼巴尔对此曾经讲过一番肺腑之言：“启蒙时期是将人类从中世纪的黑暗中解放出来的一个时代，我们的关于民主的传统观念，在这个时期内得到了重新定义，和自由主义的理想一起，在启蒙时代里浮现出来。但是，这恰恰是自由民主的傲慢，经常被用做一系列战争——最近一次即伊拉克战争——的合法化借口”。“正如莎剧《暴风雨》中凶残丑陋的奴隶，他们拒绝被教化，因此我们就要用枪炮将民主强加在他们的头上。这样的行为其本身就是非理性的：自由民主的傲慢已经导致了最不理性的种族灭绝行为。”自由民主傲慢导致的种族灭绝举不胜举。据黑人著名历史学家W.E.B.杜波依斯估计，被殖民主义从非洲贩卖到美洲大陆的黑人奴隶，16世纪为90万人，17世纪为275万人，18世纪为700万人，19世纪为400万人，共计约1500万人。这只是活着到达美洲大陆的奴隶人数，在运输过程中被折磨致死的人数更是达到活着人数的数倍，很多学者认为奴隶贸易使非洲损失了1.5亿人口。美国白人踏上北美大陆不久，就以自由民主的名义开始屠杀印第安人。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在1703年的立法会议上决定，每剥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皮和每俘获一个红种人都给赏金40镑；1720年，每张头盖皮的赏金提高到100镑；1744年马塞诸塞湾的一个部落被宣布为叛匪以后，立法会议规定了这样的赏格：“每剥一个12岁以上男子的头盖皮得新币100镑……每剥一个妇女或儿童的头盖皮得50镑！”整个19世纪，美国联邦军队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驱逐和屠杀印第安人，于是在世纪初期2000万的印第安人，到19世纪末就只剩下20多万人了。进入21世纪，自由民主带来的种族屠杀并没有绝迹。2010年月泄露的维基解密报告表明，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到2010年9月底造成了10.9万人丧生，其中63％是伊拉克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