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向阳：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危机分析（2）

三、金融资本的无限贪婪侵蚀着民主的制度基础。效忠金融资本的政治体制正在形成

金融资本的特性决定了它是无限贪婪的，它要到处掠夺各国人民的财富，包括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发达国家中的一些弱国。西方国家一方面高喊自由平等，另一方面一旦遇到金融资本，就束手无策。西班牙知名记者、经济学家和畅销书作家洛蕾塔·纳波莱奥尼在2011年9月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过去20年，西方民主一直在为金融寡头服务，而不是为人民服务，这就是西方民主不起作用的原因。21世纪初希腊加入欧元区时曾遇到了一些小麻烦，主要是希腊的财政赤字没有达到欧元区规定的标准，高盛就乘虚而入，以小利诱惑希腊落入金融陷阱。高盛利用金融衍生品造假，帮助希腊隐瞒了数十亿美元主权债务。在那次交易之后，高盛还做了大量手脚，购买希腊无法偿还债务的信用违约衍生品类巨额保险。之后，它指使美国的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点燃了信用危机火种，促使希腊的火灾隐患在狂风中转瞬就燃烧成熊熊烈焰，西方金融财团借助利率市场化操纵希腊债券利率飙升，转瞬变成了大规模掠夺希腊社会财富的高利贷债务枷锁。2012年3月，政府公然违法挪用了70％的公共机构的银行存款偿还西方债务，包括希腊供电、水等公用事业企业、大学、医院，等等，严重影响了医疗保障、居民生活和学校的正常运行。当前希腊处理危机应对的官员都与高盛有着紧密关系，他们恰恰就是当年希腊落入债务危机陷阱的始作俑者，对希腊民众的抗议活动始终置之不理，冷漠无情。在西方国家，希腊并不是个案。美国《旗帜周刊》高级主编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认为，美国政治早已被华尔街巨头牢牢绑住，民主党比共和党人甚至更加依赖华尔街金融寡头的资助，政客们对金融寡头的效忠正变得体制化。这一局面使得在这种体制下进行的金融监管改革必然先天不足，甚至可能使监管变成一纸空文。

除了高盛公司，还有标准普尔。2003年年底，中国银行业谋求到海外上市。就在此时，标准普尔将中国13家商业银行的信用级别都评为“垃圾级”；但同时，它高调肯定境外投资者参股中国商业银行的行为，为国际垄断资本攫取中国的国有资产造势。美国《华盛顿邮报》2011年11月25日发表专栏作家哈罗德·迈耶森的文章，题为《当资本主义与民主发生冲突》。其一，资本主义令民主栽了大跟头。他说：“一年来，资本主义完完全全令民主栽了跟头。这种情况在欧洲最为明显。”19世纪初被美国杰克逊派民主党人废除的必须拥有财产才能投票的要求，被势力强大的金融机构和它们的政治盟友复兴。其二，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冲突是一种制度性冲突。虽然“我们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存在冲突的想法令人难以接受”，但现实就是如此。“拿破仑无法征服整个欧洲，但标准普尔也许可以。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冲突正在各地爆发。”标准普尔征服的不仅仅是欧洲，它征服的是西方的民主制度。法国学者黑弥·艾海哈于2011年10月13日在中国台湾地区的成功大学的演讲中，谈到了政治的“金粉化”：整个金融的操作，其数目极其庞大，手段极其复杂，已经超过人类所能想象的程度。那些天文数字，那些迷宫一般的操作手腕，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因此，对我们而言，是没有意义的。但是这么庞大的金额和操作机器，却只落在极少数的几个头身上。有时候，我们称之为“十五人集团”。就是这些跨国银行的寡头在操控着地球，这些寡头大部分都在美国，譬如说摩根士丹利集团、高盛集团，就是这些机构在玩弄整个金融体系的衍生性商品。他们利用控制的金融体系来控制世界的政治和各国的政府。

四、西方民主政治在国际范围内遭遇危机，而新的更加先进的政治制度正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发展起来

首先，我们看到在发展中国家实行所谓的西方民主政治带来的结果就是：政治混乱、民族仇恨和国家动荡。例如，美国和欧盟一直把马里列为良治和民主的典范。20多年来，马里搞了多党制，大量国际社会援助纷至沓来。但是，这些并没有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马里始终没有摘掉非洲最贫困国家的帽子。20l0年，马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600美元。今年3月21日，马里部分军人发动政变，使这个西非国家陷入困境。这是对西方民主制度一记响亮的耳光。美国宾州大学教授爱德华·曼兹菲尔德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克·史奈德出版了一本题为《选举到纷争：为什么正在出现的民主国家走向战争》的著作。

他们指出，走向西方民主模式的过程就是引起内部冲突或外部战争的过程，因为政客们只要打“民粹”牌就容易得到选票。而在选票拿到之后，承诺难以兑现，不同的“民粹”之音就浮现出来，形成激烈的冲突。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举行自由选举后，便立即进入战争状态：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开打、厄瓜多尔和秘鲁开打，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开打，还有布隆迪一卢旺达的大屠杀，导致100多万人丧生。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带给发展中国家人民的不是繁荣稳定的幸福生活，而是贫困动乱的政局。

其次，我们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形成，使中国政治体制具有的优越性和先进性逐步呈现出来。国内外少数人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滞后的，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是落后的。比如，2004年8月，时任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的小约瑟夫·拜登在复旦大学与学生对话时讲过这样一段话：“你们都是20多岁的青年，就已经忍受20多年的共产党专制统治。今天，我们举行对话，就是要让你们想一想：中国这样的政治体制，可以说是最落后的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必须予以改变。”这种对历史的无知及自大，已经到了十分疯狂的地步。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不是最落后，相反，是先进的政治体制。

中国的政治制度为什么先进？因为我们坚持的是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在我们的政治制度体系中，国家的领导制度形成了“集体选择、自觉培养制度”。这一制度的特点是：第一，领导人是选择出来的，这种选择既有群众的选择，也有中央领导集体的选择；第二，领导人是培养出来的，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锻炼出来的，也由各级领导集体进行了各个层面的培育；第三，领导人的选择是长期的，经过了多个岗位的磨练。这种制度不同于家族政治制度，也不同于西方单一票选制度，更不同于所谓的威权政治制度。这一制度既避免了西方单一票选制度带来的民主弊端，也能够避免威权政治制度、家族政治制度带来的制度弊端。这一制度既是民主性制度，又是人民性制度，是一种先进的制度。

近几年来，欧洲债务危机愈演愈烈，政府财政赤字和债务以天文数字在上升，这种危机的形成与资本主义的代议制选举民主制紧密相连，它不仅是一种经济危机和财政危机，也是一种政治危机。资本主义代议选举民主制建立在私有产权制度基础之上，私有产权制度的危机造成了政治上的危机，而政治上的危机又加深了经济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