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康：从莫言得奖看普世价值与中国特色

2012年10月11日尘埃落定的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动静很大，成为国庆与中秋双节期间一大新闻话题。就在莫言获奖前几个小时，网络上盛传的是两大国际在线博彩公司开出文学奖赌盘，公布了本届诺贝尔文学奖预测获奖名单的赔率，中国作家莫言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占据了头两名的位置，成为今年获奖的热门人选。商业噱头引来媒体大肆炒作，媒体娱乐化尤其是网络媒体、微博娱乐化四处泛滥，无孔不入，一个中国作家能否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也早就从一个相对严肃的文化话题，成为极为媚俗的娱乐话题。

新浪微博11日下午五点半发布著名微博舆论（又可读为娱乐）领袖、房地产大亨潘石屹的微博，称“我大胆的预测，他俩（莫言与日本作家村上春树）都不可能获奖。因为他俩都太有名了，太成功了。诺贝尔文学奖应该颁发给那些今天还默默无闻的优秀文学家。不要锦上添花，要雪中送炭。”文学评论家孟繁华立即跟帖：“好像是用卖房子的方式评文学诺奖。”

从相对严肃的角度出发，中国有些媒体对瑞典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数日前颇有微词，认为诺贝尔奖成了西方世界反华最激进的力量之一，不像是个“奖”，而更像是意识形态团队。这当然是针对这几年来诺贝尔奖跟中国的纠结而言。2000年，中国作家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评语是“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和艺术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但高行健得奖时已经加入法国籍，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事在中国大陆引起争议。

有些人认为中国有很多作家更加优秀，他的得奖是因为他的政治立场所致；有的人反对前者的说法，认为这在中国文学有着积极的意义。时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指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最近的行动再次表明，诺贝尔文学奖已经被用于别有用心的政治目的，不值一评。”文学批评家、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认为：“高行健的获奖，在中国文坛触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诺贝尔奖抵抗运动”，“无论是余华、苏童和王朔中的任何一个，都比高行健更有‘资格’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的‘水准’。”

对此，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表示：“诺贝尔评委会并没有政治目的，颁奖给高行健是基于他的文学成就，而非他的政治立场。”瑞典文学院在新闻公报中指出，高行健的长篇巨著《灵山》是一部“无以伦比的罕见文学杰作，也是一部朝圣小说”。时至今日，政治与意识形态色彩始终缠绕着诺贝尔文学奖。调侃挖苦潘石屹之余，评论家孟繁华不忘加一条微博：“诺贝尔文学奖的上空有一层挥之不去的政治阴云。”

2000年中国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反应在两年前的2010年又重新演绎了一遍。当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因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中国司法机关判处徒刑的罪犯刘晓波。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诺委会把和平奖授予这样一个人，完全违背了该奖项的宗旨，也是对和平奖的亵渎。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是授予了达赖喇嘛，那一年的夏天中国刚刚经过了天安门“六四”事件，受到西方世界的围攻。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或许没有和平奖那么明显，但中国媒体与公众对这一奖项的复杂心结，是可以从这几位涉及中国的“诺奖桂冠者”那里看得出一脉相承的关系的。

莫言获奖的启示

莫言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获此奖项的首位中国作家，他没有像高行健那样自我放逐，加入了外国籍，也没有像刘晓波那样，做出任何违反中国法律的事，成为“政治异见者”。莫言在政治上是很“干净”的。单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样一个具有高度国际影响力的大奖而言，莫言是实至名归的，是个好事，值得中国人好好庆贺。不过我们在追问中国作家为何到今天才终于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应该思考其背后有着深层的原因和能带给我们的启示。

首先，莫言获奖须置于世界地缘政治向非西方国家平衡、世界多极化的这么一个背景之下来看。最近30多年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诺贝尔文学奖项的颁发出现了一个趋势，即由原来主要颁给欧美作家，开始逐渐颁给欧美以外的人，比如尼日利亚作家索因卡（1986）、南非作家戈迪默（1991）、库切（2003）、土耳其作家帕慕克（2006）、拉丁美洲作家马尔克斯（马奎斯）（1982）、略萨（2010）和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1994）等等。

这反映了当前的世界，地缘政治变得越来越复杂。过去美苏两大意识形态对立的体系瓦解了，世界似乎失去了轴心。全球化的潮流一方面把跨国公司的经济利益传遍世界，另一方面宗教、族群、种族对立、南北、西方非西方的冲突也越演越烈。全球化并没有给人类带来普世的和平与发展，更没有消弭现代世界秩序的基本支柱——地缘政治——的博弈和角斗。

所谓地缘政治，是指19世纪以来西欧北美主导的民族－国家之间利益斗争所建立的世界秩序。这一秩序一向是欧美主导，20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产生了美国领头的资本主义阵营，和苏联东欧加上中国北朝鲜等共产主义阵营的两极对立。但这一局面随冷战结束而不复存在。世界力量在向非西方国家平衡，趋于多极化。全球化带来的人口大迁徙，也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各国的民族与族裔结构，多元文化成为新的世界趋势。从地缘政治而论，世界版图已经有了深刻变化。诺贝尔文学奖和政治性更强的和平奖相同，也摆脱不了这一地缘政治色彩。

其次，我们也必须看到莫言作品的特点。诺贝尔文学奖虽然是西方的奖项，但作为一个世界级的文学奖，它的标准就是作品应关心人类命运。而莫言的作品，则恰恰很好地体现出了对文学本身及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怀。诺贝尔奖委员会解释莫言的获奖原因时表示，莫言“用魔幻般的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莫言的文字读起来很“中国”很“乡土”，常常把“高密东北乡”作为文学形象的地域。但毫无疑问，莫言的写作手法、思考角度是非常西化的，他受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影响很大，受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影响尤甚。他的作品写的是中国人和中国故事，所透出来的是通过西方话语过滤的普世价值。

莫言、余华、苏童等是中国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学先锋派”的主要代表，他们的作品被大量翻译成西方语言，被西方中国研究学界研读。同一时期，中国出现了张艺谋、陈凯歌这样的“第五代”导演，出产了许多在西方电影节如戛纳电影节大放异彩的“中国跨国电影”，如《红高粱》（莫言原著）、《活着》（余华原著）、《大红灯笼高高挂》（苏童原著）等，其文学脚本多处于这批“先锋派”作家之手。

“跨国电影”与“先锋派文学”的联姻，终于让“中国文化走出去”迈开了一大步。这一大步基本上跟中国官方的外宣推广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保守的中国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往往因其干扰、阻挠而消极地推动了先锋派文艺的“走出去工程”。对这一工程非常热衷的除了国际电影节的评委、投资者，就是许多欧美汉学家、出版社，也包括瑞典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

尽管此次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莫言，也并不能说西方真正认识了中国的文学。瑞典的评委看中国的现当代文学，视角仍没有太大变化，他们并没有认识到中国文学的复杂性。比如贾平凹、陈忠实这些立足中国本土的作家，不那么主动地关注西方或世界的文学思潮，一心植根中国广袤的土地，因此不太可能获奖，因为他们“太中国”。中国的文明有其特殊的东西。中国太复杂了，这是西方人难以理解的。

中国特殊论或中国特色论的观点，从来就没有脱离过中国的主流，即使是在鸦片战争以来，数百年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也从未把泱泱大国、天朝中国的意识有丝毫放弃。中国特殊论跟美国特殊论可以作有趣的比较，美国始终认为他们的文化是西方源头或普世文明的集结融汇地，而中国更认为自己不仅仅是文明的集结地，更是文明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