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莉：关于“中国模式”的反思（2）

这些讨论拓展了“中国模式”研究的视野与维度，也有助于人们在一个连续的、而非间断的历史情境中重新对“中国模式”进行深入的思考。

（二）关于中国模式的普适性与独特意义

“中国模式”的世界影响是“中国模式”研究中不能回避并日益受到关注的一个话题。关于中国模式是否普适，多数研究者持否定态度，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于“中国模式”价值的肯定，因为“中国模式”的存在，使西方模式与西方经验的“普适性”受到了质疑。

1．“中国模式”普适吗？

研究“中国模式”并不是为了证明它的普适性，对于这一点，国内外的研究者倒是可以达成难得的一致，绝大多数研究者的研究都不是为了示范、推广和复制“中国模式”。

不具普适性是一些学者不赞成“中国模式”提法的重要原因。赵启正认为，“‘中国模式’没有普适性，正像已经高度发达的国家的模式也没有普适性一样。”[17]还有学者进一步声明，中国的特色恰恰在于其改革之前“国家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进程中形成的制度难以被他国复制。[18]沈大伟、L.霍恩-法萨诺塞、裴宜理、M.怀特(Martin　King　Whyte)、P.格利高利(Paul　R.Gregory)、周晓(Kate　Zhou)、谢淑丽等许多西方学者则从政治体制、经济模式、国情等诸多层面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不足和缺陷入手分析“中国模式”的不可复制，甚至由此质疑“中国模式”的存在。只有少数学者，如美国肯尼迪政府学院的J.奈(Joseph　Nye)、英国剑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S.哈尔珀（Stefan　Halper）、美国匹兹堡大学的T.罗斯基（Thomas　G.Rawski）等认为中国模式中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可以效仿的做法或是“中国模式”中的一些因素存在输出的可能性。[19]

但并非完全没有不同的声音，近两年国内倒是有一些学者开始讨论“中国模式”所可能具有的“一般适用性”，比如石磊、郭强等学者的阐释。[20]

2．“中国模式”的独特意义：多元化的世界

“中国模式”的出现日益促使人们反思现代化路径的多元性，这甚至可能需要我们重新界定和思考“现代”一词的含义，而不是以西方的一切作为标准，判断一个民族或国家是否进入了现代文明。

关于“中国模式”的意义，有的研究者是从理论视角思考的。如韩朝华指出，中国的发展有助于当代市场经济理论的丰富和深化，因为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只服务于既有市场经济体系的维护，而不涉及如何创建市场经济。[21]乔榛则分析了“中国模式”下的“社会经济人”假定、竞争的新形式和经济制度绩效的稳定标准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核心范畴的挑战。[22]

而更多的国内外研究者是从世界文明多样性以及现代化路径的多元化角度来讨论“中国模式”的意义。如郑永年指出，对很多西方人来说，中国模式是对西方价值的挑战和竞争。[23]伦敦经济学院的林春认为，挑战工业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和普遍性，使全球化过程从属于本土多民族、地方的文化资源和真实需要，是建设“中国模式”的本意。[24]阿里夫·德里克的观点与其十分类似，他提出，在全球现代性的体制下，中国模式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对特殊的现代性的强调，增强着人们对替代性模式的可能性的信心。[25]约翰·奈斯比特甚至说，中国的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这一所谓的“历史之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的一个阶段而已。[26]

“中国模式”挑战了西方模式的普适性，这一点亦被许多中国学者所强调。如台湾学者朱云汉认为，中国发展模式的出现将加速一元现代性框架的式微和多元现代性框架的确立。[27]杨其静提出，中国模式对西方世界的挑战之一，在于她可能使部分人所认为的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发展模式具有普适性受到质疑。[28]周弘强调，中国的成功进一步证明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29]赵凌云指出，“中国模式热”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现象，“中国模式”突破了“西方中心论”，彰显了复线历史模式，它因此而具有丰富的人类思想史意义[30]。

（三）关于“中国模式”及“中国模式”研究的反思

近几年来，人们探讨的核心已经不仅仅是“中国模式”的内涵，关于“中国模式”的反思取而代之成为很多研究者讨论的新焦点，与之相伴随的，是研究者对于“中国模式”研究本身的反思。

1．“中国模式”存在吗？

尽管已经讨论了几年,但至今仍有许多研究者并不赞成“中国模式”这一提法。这些观点又大体可以分为如下两类：

一类是否认中国有自己的模式。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及其发展轨迹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相比颇多相似之处，都属于亚洲后期快速发展的一种模式，持此观点的代表如傅高义、钱颖一等。钱颖一还指出，就经济增长态势和性质而言，中国也没有特别之处[31]。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发展所遵循的原则和方向与西方没什么本质区别，代表人物如黄亚生、姚洋。黄亚生认为，改革以来，中国在经济、政治上推行的诸多举措，都与西方社会倡导的理念相一致，他强调，“在大的原则问题上，中国如果要成功，必须和西方的体制接轨”[32]。姚洋认为，中国的发展有其独特之处，但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经济只是准确无误地朝着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市场信条迈进[33]。抛开上述两种趋同论，学者们质疑“中国模式”的理由有很多。陈志武指出，从世界范围来看，一国经济持续多年的强劲增长在历史上并非独一无二，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还需要更长时间的检验。[34]谢淑丽认为，中国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性——经济政策与政治理念的不断调整、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以及中国现有的“制度优势”在未来能否持续，这些足以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35]贾康提出，称为“模式”至少要满足三个特征：一、有别于既有模式；二、具备基本的稳定性；三、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为其它主体效仿；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模式”远未形成[36]。原因各异，但这些研究者的共同点在于认为中国并没有独特的发展模式。

另一类则是因为中国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而不认同“模式”一说。比如秦晖对中国模式下“低人权优势”的批评[37]。再如资中筠，承认处于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的中国“有其历史传统和转型中的阶段性特色”，但强调不能无视当下市场经济以及“举国体制”所存在的种种问题，“与其高唱‘中国模式’，不如低头寻找‘中国道路’”[38]。还有学者从思想史的角度对“中国模式”的观点给予批评，如许纪霖认为“中国模式热”与中国近十年来的历史主义思潮息息相关，有关“中国模式”的各种叙事，多从拒绝普世价值出发，试图在历史与现实当中寻找中国不同于西方的民族“个性”，隐藏在这些观点背后的潜台词似乎是民族利益才是唯一有价值的价值，这种历史主义的思维极易从相对主义走向价值虚无主义，进而“堕入国家主义的历史深渊”[39]。这些观点本质上反映了研究者对于“中国模式”存在问题和内在缺陷的忧虑。

2．关于“中国模式”的反思：“合宜”的政府

“中国模式”还不是一条成熟的现代化道路，面临着来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各领域的挑战[40]。腐败、贫富差距、产业结构升级、环境压力、能源危机、经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收入分配不公等等，中国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和困境，都成为国内外研究者在讨论“中国模式”时反思的对象[41]。而其中有一个命题相对而言引起了较多的关注，这就是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以及她所应当发挥的作用，这也是“中国模式”中最核心的内容之一。

首先被人们关注的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尽管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的经验之一在于改革以来在强调市场功能的同时没有走向市场万能主义[42]，但减少政府的干预仍是许多研究者的期待。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P.巴德汉（Pranab　Bardhan）、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的黄亚生等学者都明确地质疑威权主义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43]国内的一些学者，如吴敬琏、秦晓、卢现祥等，也不断强调推进市场化改革、从强有力的政府转化为强化市场型政府的重要意义。秦晓特别提出，值得警惕的是政府干预受到了权力和资本相结合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的驱动。[44]

而更多研究者对“政府”作用的反思并不单纯地停留在经济层面。如燕继荣指出，中国模式改革的方向是必须改变家长式包办主义的管理模式，促进政府围绕“公共性”和“回应性”实现制度创新，给民间和社会以更大的发展空间。[45]持类似观点的学者不在少数，如郑永年认为，中国必须推进国家与社会间的分权，强化社会的力量，扩大公民的参与。[46]丁学良则将政府的公共政策缺乏透明度、公众不能以公开、合理的方式参与国家公共政策的决定称之为“中国模式”的四大成本之一。[47]萧功秦强调，中国必须不失时机地发展公民社会，改变“强国家—弱社会”的体制,在保持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历史连续性与正当性的同时，渐进地走出威权主义。[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