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莉：关于“中国模式”的反思（4）

学者们对中国特色的东西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如河清认为，“集权为民”的政治模式保证了新中国政治制度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从长远来看，这是中华民族两千年来一直在践行的一个政治智慧。中国人应当克服一百年来的文化自卑，恢复自己的核心价值观，而不是继续强化西方文化并从理念出发演绎西方的“普世价值”。[85]一些国外学者也充分认识到中国民主政治构建过程中的特殊性，如瑞典的张维为认为，经过漫长历史整合而形成的“百国之和”是中国的优势，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观。如果放弃自己的模式，转而照搬西方，就可能把中国的最大优势变成最大劣势。[86]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德国汉诺威大学的O.内格特（Oskar Negt）、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F.福山（Francis Fukuyama）、清华大学的贝淡宁等学者的观点有相似之处，他们认为考虑到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中国全盘引起西方理念、复制西方民主模式的可能性并不大。[87]这些声音促使我们反思，如何在不可抵挡的全球化浪潮中，寻找适合自己的民主模式和发展方向。

三、现代化路径的多元性——“中国模式”的历史价值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本文所总结的近几年来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所表现出的五个特征：第一，在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内总结和审视“中国模式”——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倾向于将整个新中国的历史视为一个整体，以此作为思考和把握“中国模式”核心要义的出发点。第二，“中国模式”是否普适和“中国模式”在理论与实践层面所具有的独特意义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一个新的热点。第三，研究者开始侧重于反思“中国模式”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而对“中国模式”的反思同时也引发了对“中国模式”研究本身的反思。第四，需要给以特别关注的是，部分中国学者开始了构建新的解释框架和话语体系的尝试，力图进行独立的理论探索，而不是总在西方的话语体系内和学术范式下解读“中国模式”。第五，“中国模式”将何去何从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人们迫切地关注未来的中国将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化的有效结合。

“中国模式”研究中这些看似相互独立的新的动向与趋势，彼此之间又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共同指向一个命题，即现代化路径的多元选择。在新中国60余年的历程中，尽管不同时期中国发展战略的制定都受到了外部环境的重要影响，但中国始终保持着发展方式的自主选择权，不论是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她都以一种内生性的主动的变革方式决定着自己的走向。“中国模式”的突出特征在于，她没有照搬西方以及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经验，而是灵活地改变了对市场甚至是社会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式的理解，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之路。这条道路并非尽善尽美，既有探索过程中大量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也有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所面临的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和制约。但中国仍以自己的特出实践改变并丰富着东西方人对于“现代”以及“现代化路径”的理解。

世界上不同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与传统，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都应该得到同等的尊重。然而，同样面对着世界上存在的多元文化，亨廷顿的结论是文明的冲突，而费孝通的理想却是“美吾之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这或许是东西方人思维方式的不同。走出“西方中心论”的影响，证明现代化路径的多元性，是“中国模式”的重要价值所在。

四、结束语：“中国模式”研究之再认识

综观近年来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我们大体可以将已有的丰硕的研究成果分为三类,它们分别涉及了关于“中国模式”讨论的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的研究，是以探讨“中国模式”的内涵、特点、性质、意义为侧重点，力图解决的是“中国模式”是什么的问题；第二个层面的研究，和第一个层面相比，更具有方法论的意义，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是我们应当以什么样的方法和视角去讨论、审视“中国模式”；而第三个层面的研究，则着眼于在更高的层面上反省我们对于自我文明、文化的认知态度，不论是创立“中国学派”以及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倡议，还是“文化独立”的诉求，都大抵可以归入此类，它们直接指向中国人自身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觉。由此而言，研究“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抑或是“中国经验”、“中国特色”，更宝贵的意义在于确立中国人探讨自我发展道路的自信心、自主性以及确立这种探讨本身在方法论意义上所具有的话语合法性。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这三个层面的研究缺一不可，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将这一命题的探讨推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