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热津斯基：当前的世界形势与美国外交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是美国最为睿智和多产的对外政策专家之一，这一点无人质疑。这位杰米·卡特总统任内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撰写或与人合著了共18本书，这其中包括他最新出版的《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秩序危机》，该书对美国在这个快速变革世界中遭遇的挑战进行了探索性的分析。布热津斯基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顾问和董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高等研究院资深研究教授。《国家利益》就他的新书和当前的世界状况对布热津斯基进行了访谈。这次访谈是由《国家利益》杂志编辑罗伯特·梅里进行的。   　　

梅：你在书中谈论了苏联崩溃之后"西方全球优势新纪元"之下大西洋西方的重大机遇。然而，这种机遇并未来临。你认为这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人祸造成的，多大程度上是由大西洋西方及其领导人无法控制的力量导致的?   　　

布：我认为，两种因素都有。然而，西方已经异常疲乏，毫无疑问，欧洲已经丧失了全球义务意识，视野变得更为狭隘。这部分地是跟构建欧洲共同体有关，而且这种关联是不可避免的。欧共体后来成了欧盟，这两个名称其实应当用另外一种顺序来排列，因为欧共体比欧洲有更强的内在连续性。美国开始有点自得其乐了，它的行为方式让人觉得似乎它真得觉得历史已经终结了。世界上出现了许多新状况，而我们并未对此有足够认识。这就是我要在《战略远见》一书中讨论的。   　　

梅：这些力量是非常实质性的，然而，在多大程度上你认为那个时候的领导人所作的决策导致了这一后果，例如伊拉克战争?   　　

布：你是知道我在伊拉克战争问题持什么观点的。我认为这是一场灾难。这场灾难损害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合法性，损害了小布什总统以及白宫的名声。美国承担了高昂的代价：大量美国人牺牲，还有大量的美国人致残，这些损失绝非无关紧要。此外，美国还付出了高昂的经济代价，这些都加剧了中东地区的动荡。尽管萨达姆·侯赛因令人厌恶，然而，不管我们喜不喜欢他，他都是伊朗中东野心强有力的遏制对手。如今，一个分裂的、不稳定的、易渗透的伊拉克非常容易受到伊朗的影响，也容易被它颠覆。   　　

梅：如果我们没有打伊拉克，你认为今天的世界会有什么不同吗?   　　

布：中东可能要稍微稳定一点。我并不反对我们在阿富汗作战，我曾敦促高级决策者进行阿富汗战争，打掉塔利班，如果我们可以的话，同时摧毁基地组织，然后就撤军。然而，我们不应该在阿富汗呆10年之久，试图在一个中世纪一般的、分裂的社会中创造一个现代民主国家。进行阿富汗战争(不攻打伊拉克)虽然不是那么有利，但这样的话我们也只有一场战争而已。然而，我们进行了两场战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却没什么特别的益处。   　　

梅：你最近写到了随之而来的全球权力中心以及经济推动力的转移，用你的话来说，是从大西洋转向了太平洋。你还认为，西方可以在这样一个新世界中保持一个强有力的地位。然而，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无论我们做什么，这样的转移都会将西方和美国抛在身后?   　　

布：完全有可能，但是如果这种事情发生了，那也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因为这本可以不发生。我并不是否认亚洲、远东的重要性，但是我非常清楚亚洲和远东的主要大国都存在内部困难，他们之间也存在着非常危险的潜在冲突。在这个方面，我们有很大的操作空间。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他们的金融和社会生活总体状况，以及生活水平都不会优于我们。当然，如果我们整天折腾，止步不前，身陷囹圄，他们是可能超过我们的。   　　

我非常担心一件事，美国的金融体系越来越具有投机性而不是生产性，在这种体系中，个人贪心而不是社会增长成了博弈者的主要动机。我们的税收体系有利于富人，这是非常不公正的，在经济上是无效的，因为它造成了更大的贫富差距。从长远来看，这种贫富差距是非常有害的，它会在人们中间制造分裂，激起阶级冲突。在我们的政治体系中，特权已经和机会主义融为一体。国会成了一个自我更生的实体，充斥着相对富裕和拥有特权的人，这些人只会通过有利于这个群体的法案和协议。结果，想要睿智地处理内外问题已经越来越困难。   　　

这次选举令人沮丧。在所有我参与过的选举中，这次选举最为糟糕。之前的选举都包含有宏大和全面的议题，无论好坏，这些议题的结果基本上都是可以预测的。例如，2000年的时候就是这样，戈德沃特对阵约翰逊，后来的麦戈文对阵尼克松，尽管他们之间的分歧也是非常大的。现在呢，全是乱七八糟的口号、困扰以及令人痛苦的社会焦虑。   　　

梅：你在书中谈到，今天世界各地的大学生们相当于--用你的话来说--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他们就像工业化早期的那些焦躁不安的、心怀不满的工人，容易受到意识形态风潮和革命动员的影响。"你认为，这是世界不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你认为，在未来的20年内，这种会造成动荡的力量能够被遏止或控制住吗?布：我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力量所处的历史环境。这些力量在中欧确实被遏止住了，但我们需要记住，中欧在100多年前，也就是1848年的时候已经经历了一连串的革命。中欧有着名副其实的民主传统，这对波兰的瓦文萨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瓦茨拉夫·哈维尔这样的杰出领导人非常有利。他们领导的运动本身就是民主的，因此能够产生民主政体。我认为在今天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这其中自然包括中东，你面对着颇为类似的现象，但这和中欧的情况是有所差异的。这些地区中东地区的运动是民粹主义的(populist)。当然，中欧的运动也是民粹主义的。但是，中东地区的运动并不带有民主价值观，这意味着他们在宪政主义和法律体系方面也没有广泛的共识。   　　

因此，这些运动很有可能是一边倒的，也可能是偏狭和狂热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被狭隘的宗教情感所驱使。所以，我并不认为每一个反对独裁政权的所谓民粹主义的暴动都会导致民主政权的产生。这些运动产生的政权可能会反对腐败和独裁，但随后则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   　　梅：在书中，你认为美国在世界上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是非常重要的，这有助于美国影响其他国家和民族。在多大程度你认为美国冷战以后做的事情有利于这个目的，在多大程度上你认为伊拉克战争以及其他一些事情损害了美国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