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热津斯基：当前的世界形势与美国外交（2）

布：我认为我们已经减弱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合法性，这是非常不幸的。这导致了世界上一些地方流行着实质上是与美国敌对的情绪。我们忽略了这些，我们的行事方式就像我们有着某种天赋使命。乔治·W·布什曾说过："美国是上帝所选，成为世界楷模乃是美国的历史使命。"然而，这也牵扯到其他的问题，所以也不能什么事都责怪美国。我认为，已有迹象表明，本世纪将会与上一个世纪迥然不同。在全球权力方面，二十世纪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那就是主要强国之间为了支配地位和霸权的斗争，三个重大事件塑造了二十世纪：一战，二战与冷战。我们崛起为首强，但行为方式十分笨拙。   　　

但是，这也不全是我们的错。我们可能无法成为我们想要成为的那样--世界楷模，因为世界已经变得更为多元化了。全球政治觉醒让这个世界变得更为复杂和动荡，我们面临着新的全球威胁。我们不得不开始理解，我们必须以不同的方式行事。我们不得不重新建立联盟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写到了一个正在复兴的、更为庞大的欧洲，这个欧洲正吸引着俄罗斯和土耳其。这就是为什么我写到了美国在亚洲的卷入：并非卷入大陆，不介入大陆的任何战争，只是从外部制衡，有点像大不列颠19世纪对欧洲大陆做的那样。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这一点，我们就仍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力量，然而，现在我们不得不理解这些。我们必须有能够理解这些的领导人，他们必须理解正在发生的重大历史变革，在这一变革中目前的世纪与前一个世纪迥然有别。然而，更为重要的，或者至少同样重要的是，美国公众需要对外交事务有着基本的理解。   　　

真正令我担心的是，美国公众并不理解这个世界。他们甚至不了解这个世界。你们的杂志很重要，但你看看，它的发行量并不行。   　　

梅：发行量非常小。   　　

布：是啊。大多数人根本不了解世界，除了主要的三四家报纸，其余的报纸上都没有这些内容。公众们对世界非常无知，且易受煽动。这阻碍了美国领导人发挥领导力，即便他们很明智。当然，如果领导人并不明智，依靠一些简单的口号领导，那么情况会更糟。   　　

梅：布热津斯基博士，你认为这种问题近年来加剧了吗?美国在上个世纪更了解世界吗?   　　布：如你所言，问题加剧了。我们没有上个世纪那么理解世界，原因简单：世界更为复杂了。以前，美国人并非比现在更了解全球史，美国人现在仍然非常了解全球史。美国人以前并不怎么了解全球地理，美国人现在也还是如此，这让人难堪。但是，他们知道希特勒威胁着全球安全。他们知道共产主义是个威胁。他们知道苏联威胁着我们的安全：苏联人想要埋葬我们(赫鲁晓夫语--译注)，他们有核武器。在这个意义上，公众的情绪反映了现实的一些基本的实质性问题。如今，现实远为复杂，更难理解。在我看来，奥巴马总统开头干得不错，他让美国公众了解了这一变化。但他并没有系统地采取行动。   　　

我认为，我们今天面临着一个真正的问题：公众教育。此外，我们总统必须持续地与公众对话，向他们介绍全球事务、解释我所说的一些问题。奥巴马开始确实干得不错。我跟他谈过。他意识到了新的现实，这令人印象深刻。他在开罗、伊斯坦布尔以及勃兰登堡的演说确实不错。但他就此止步了。当然，他还面临着国内问题：金融危机。他有很多理由这么做。然而，事实却是，我们确实面临着现实的问题。今天，如果你注意一下公众对国际事务的讨论，再比较一下你们在《国家利益》上发表的或者其它类似机构发表的文章，你就会发现，二者的差距明显。   　　梅：我想稍微讨论一下我们将要面对的债务问题。你把这看成是我们最为危险的负担之一。难道这些问题现在已经无法解决了吗?这个问题就像悬在我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如果美国想要控制债务问题，需要怎么做?布：好吧，首先，我不是专业的经济学家，我也不想装成那样。然而，我认为，在如今这个更为复杂的世界上，美国人需要在如何界定一个体面和负责任的生活方面达成一些共识。我想，我们还没有达成这些共识。我们到处宣传如何成功、如何"创造工作岗位"、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令人满意的物质生活。我们所界定的好生活是物质富足外加丰富的娱乐活动。   　　

这些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美国的社会曾经吸引着全世界，那时，人们在美国梦上拥有广泛的共识，如今，这些共识不再存在。因此，我们现在需要认真考虑一下如何重建这样一个健康的美国社会。   　　

梅：你认为，在创造这种共识以推动总统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上，我们是否会面临更大的危机?   　　

布：恐怕你说的是正确的，我希望情况不是这样，但我认为情况可能如此。   　　

梅：在你的新书中以及其他一些地方，你反复强调，找到解决巴以僵局的办法是推动美国在中东地区政策的重要前提条件。多大程度上，你认为两国方案(two-statesolution)是停滞不前的，以色列极富进攻性地发展定居点难道没有减少建立巴勒斯坦国所需的土地吗?   　　

布：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问题，这妨碍了两国方案。但我认为，两国方案比只承认一国建国权利对双方而言更能长久解决双方过去几十年来面临的困难。只承认一国建国的权利导致了众多的差异、冲突和痛苦的记忆，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任何一国会成为一个民众的国家。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一些人位居人上，身处底层的人则费尽心思往上爬，然后再压制那些身居高位的人。所以，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法。   　　

然而，恐怕两国方案想要成功为时已晚，因为这需要双方达成名副其实的和解。现在的情况是，其中一方比另一方远为强大，它根本没有作出让步的动力。同时，另一方非常弱小，它害怕作出让步。与此同时，也不存在认真推动和平进程的外部势力，这主要是因为这样做会让美国总统面临许多国内问题。然而，我们是唯一有能力推动和平进程的力量。   　　

我们已经陷入困境，我为那些卷入进来的人感到同情。我同情以色列。我经历过二战，我知道犹太人经历了什么。我也同情巴勒斯坦人。情况很糟，中东不断加剧的混乱使得在双方之间达成妥协越来越难，任何一方都感到受到了侵犯或者威胁，都怒不可遏。   　　

梅：在我们上一期的封面报道中，以色列著名记者阿齐瓦·艾尔达谈到了以色列的人口变化，这种变化对达成两国方案或者更宽松的环境不利。你认为以色列的人口变化多大程度上阻碍了和平进程?   　　

布：可能会吧，但我并不是社会动力学(socialdynamics)专家。我首先倾向于把这看成是对美国不利的国际问题。从长远看来，这对以色列也极度不利。达成戴维营协议的时候我已经七十多岁了，当年我作为总统特使前往沙特和约旦斡旋，劝说它们支持巴以双方达成妥协。一些沙特人和约旦人认为十字军在耶路撒冷还存在，并且存在了90年之久，这令人震惊。然而，现在根本不存在这种事情。所以他们对时间的观念是和我们不同的。如果我们被赶出中东，我觉得这越来越有可能，那么以色列的未来会怎么样?   　　

梅：下面这个问题有点类似电视上那些评论员常常被问到的问题。你认为美国攻击伊朗以延缓或阻止其核武项目的概率是多少，以及以色列这么做的概率是多少? 布：我想以色列这么做的可能性更大一点。我并不认为我们会这么做，因为不管我们多么关注这个问题，事实就是，这很容易导致战争，而想要结束它却很难。如果我们与伊朗开战，那我们如何结束这场战争呢?它会持续多久?谁将会协助我们?从更长远来看，这会导致什么样的国内问题?然而，以色列人的逻辑可能跟我们不太一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巴拉克让人感觉，即便他们没那么急切地想攻打伊朗，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也开始不耐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