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本位背后的社会文化基础:“官商二元化”价值观的缺失
中国是个有着长达两千多年皇权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自秦已降,“家天下”世袭王朝体系和“定于一尊”的强调等级制的儒家学说与农耕时代欠发达的经济形态、交通条件、信息技术的相互耦合与嵌套,尤其是不受制约的专制权力压制商业竞争、阻碍技术创新,随意剥夺私有财产,导致整个社会匍匐在专制权力之下,社会结构的分层也因与专制权力的亲疏关系而长期呈现“士农工商”依次等而下之的基本格局。即使作为士这一阶层的读书人,也因作为依附于专制权力(帝王家)的统治术(文武艺)的操持者而失去其自身的独立性,沦为专制权力的打手与帮凶。
与在中国不断得到强化的官本位现象相反的是,同一个星球另一端的人们早已开始了另外一种关于人生价值的社会评判标准的探索——官商二元化价值标准的高扬与实践。在自公元八九世纪开始兴起于地中海沿岸的商业城市的影响力不断拓展的过程中,由商业文明铸造的以自由平等契约为核心的商业精神在西欧中世纪通过独特的权力斗争方式,在王权与教权争斗缝隙里获得了不断发展壮大的机遇,并通过新教徒的亲身实践,谱写通过忍欲、节约、冒险、创新的方式,为了社会的再生产及财富的增加而贡献自己的一切,以达到死后升入天堂,成为“上帝的选民”这一新教基本教义的真谛。在最终成为“上帝的选民”的过程中,尘世中的人都是平等自由的“上帝的子民”。新教徒将从事商业活动与从事公务活动都看作死后升入天堂成为“上帝的选民”的平等阶梯,将官商二元化价值标准作为实现人生理想的基本工具,并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在漂洋过海向北美新世界拓展的过程中,始终将其作为缔结社会共同体的价值指针,并以对公共权力的严格制约、对宪政精神的积极遵守为配合,开创了百余年高速发展的自由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同时为西方社会在历经一次又一次重大危机后继续焕发出勃勃生机奠定了深厚的社会文化根基。
多元化的人生价值评判体系,因“公务员报考热潮”及其折射的官本位现象而不得不中断
六年前,笔者在给行政管理专业的大学生上课时,就未来择业方向问题随机对30个本科生进行了一次无记名测试。当时,笔者要求学生从专业方向、兴趣爱好以及当今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等综合角度出发,从规定的就业种类中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职业,并扼要地说明选择的理由。笔者把就业种类划分为四大类,一类是国家公务员,一类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一类是企业工作人员,再一类是其它。30个学生中,有8人选择了未来当国家公务员,占总人数的26.7%,其选择理由主要有“收入与工作稳定;丰富个人阅历;报效国家;专业对口;社会关系广泛;工作轻松;福利好,有公假,可以旅游”;有3人选择未来当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其中2人为律师,占总人数的10%,其选择理由主要有“工作稳定;收入较好;个人兴趣(做幼儿园教师)”;有8人选择了未来做企业工作人员,占总人数的26.7%;还有11人选择了其它,其中国内读研与出国留学有10人,自由职业者1人,占总人数的33%。在四类选择中,选择出国读研的比例比较高,其中一个原因与30名学生中上海生源的比例较高有很大关系,因为上海自20世纪80年代初就形成了出国读研的社会风气。至于对未来择业方向的期待问题,普遍的期待是收入高、工作稳定。
从此次随机测试情况来看,大学生中存在的理想主义因素在减退,对个人利益与自我发展空间的追求展现了年轻人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开始占上风,其根本原因在于大学生受到传统文化的约束因素在不断降低,市场经济的发展助推了个人自主选择性的加大,社会利益与社会价值观多元化进程客观上为多元化的人生价值评判体系奠定了物质和思想基础。然而,非常遗憾的是,这一良好发展态势以及由此而反映的事关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价值基础重构之重大实践,却因“公务员报考热潮”及其折射的官本位现象而不得不中断和搁置。(本文系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包容性公民文化权利视角下统筹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研究》(12&ZD021)以及“复旦大学‘985工程’三期整体推进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1SHKXZD01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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