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英：中国农村发展问题九问（2）

四 、从全球视角配置资源，还是从中国视角配置资源？抑或是从两种视角的结合配置资源？

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先讲一个事例。众所周知，中国大豆生产的问题越来越多，我们在大豆问题上基本上已经缴械投降。那么同样的问题会不会发生在小麦、玉米上？大豆没有竞争力，所以缴械投降，大豆本来是中国人的本土产品，那么我们小麦玉米的竞争力就好么？现在因为国内市场的统一，我们很多地区不种小麦，小麦生产主要集中在河南、河北、山东以及周边地区。农民告诉我，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一个家庭两个劳动力至多能种一百亩小麦。限制原因就是灌溉，因为灌溉要有干渠支渠毛渠。把田地分割成块致使大型农业设备很难耕种。而在美国，我采访的农场主，雇佣三个人就可以耕种四万五千亩的土地。此外，现在农业劳动力工资水平甚至比城市服务业工资单价高出一倍。我国小麦、玉米的竞争力也不强。如果国际市场开放度提高的话，也会出现问题。现在世界局部地区不稳定，非洲战争地区土地没有利用好。美国世界警察角色对粮价有影响。是不是说我们也可以像大豆一样，进口小麦玉米就，行不行？有些学者赞同这样做，这其实是个政治问题，我自己认为这样做不行。如果这样做，西方国家政府不要说是制裁我们国家，仅仅不给我们帮忙，我们就麻烦了。

所以我的观点是应该把从全球视角配置资源和从中国视角配置资源结合起来。具体来说，可以在中国搞旱作农业，但这样就面临着产量的下降。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是关于灌溉农业，优质土地都是灌溉出来的，但搞灌溉农业就意味着竞争力较弱。这是一个矛盾的两难选择。

五、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是不是可以统一？

过去一些高层决策者曾经认为，可以通过新农村建设改善农民生活环境，让农民享受到和市民同样的生活条件。但后来这些想法也在慢慢发生转变，最突出的体现是2008年通过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要实现城乡一体化。现在中央和地方观点趋于一致，就是要通过城市化来解决农村问题。所以，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是可以统一的。但需要注意的是，新农村必须以专业农户形成、农业经济完整地进入社会分工体系、农民获得竞争性工资水平为前提。所谓竞争性工资水平是指，在同等教育水平下农民能获得与其他行业同样的工资待遇。比如1户人家有两个劳动力一年有800个工作日，得到8万元。那么全国需要多少地？根据我的匡算，不超过5000万户。全国只有把农户降到5000万以下，才有可能建设新农村，这意味着要有非常大的城市化的幅度。可能要达到80%以上。我们需要竞争，竞争的结果是导致农业总的工作日的减少，同时导致每户农户的工作日要减少。我在一些地方调查时常感慨，越搞农业产业化，整个农业需要的工作日越少，但农业领域中的专业农户工作日是在增加。至于个别人的工作日增加到怎样的程度可能和文化偏好有关系，中国人的年工作日肯定比欧洲高。我由此想说明，研究中国农村问题时，始终在城市化的背景下进行，在城市化的约束条件下进行。

六、中国城市化率能不能达到80%以上？

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我在很多地方都强调，我们国家目前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城市能不能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我们刚才讲到了，目前有1亿5千万农村劳动力要转移出去。我们的潜力有多大？

表1 我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就业弹性系数比较

上面这个表中，大体上取得是各个国家城市化比较快的时期的数据，计算的是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业增长是多少？可以看出差异很大，我们中国的弹性系数不到0.1%，而美国是0.48%，日本相对比较小0.23%。这是一个什么问题？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对就业的拉动程度，我们中国要弱得多。为什么？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博士论文题目。研究这个问题要用数据来说话，大家可以好好想想这个问题。我们如果达到英国0.33%的水平，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更大的民工荒，我们农民的转移速度会更快。

为什么我们国家的E-GDP弹性系数这么小？我有一个不成型的考虑。如果我们国家的劳动力现在是劳动强度高，劳动时间长。那么当劳动时间缩短以后，是不是会构成有些人讲的“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劳动生产率会下降。大家都知道，劳动节是美国人发起的，而美国人搞了劳动节之后，美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不是慢了，反而加快了。我们国家的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高。而根据我自己的调查，我发现官方的数据太保守。我们在这里做一个估算，目前我们有8亿职工，每个职工增加10%个工作日，这将意味着8000万工作岗位没有了。目前为了我们大学生就业，国家每年要净增800万个工作日。这里的弹性系数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现在我们服务领域内的农民工一年要工作500个工作日，那么如果劳动300个工作日，经济增长经济状况是怎么样的？我们国家的竞争力是下降，还是提升？经过我们的研究，发现竞争力会提升，比如我们的消费规模会增加，第三产业会发展。因为我们第三产业和劳动者休息有关系，如果劳动者没有休息，怎么发展第三产业？我有一次在地铁上，看到两个女生对话。一个女孩子说：“我今天下班早，你看现在才7点半我就坐上地铁了？”。另一个女孩子说：“你好好看看你的表，现在9点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的城市容纳劳动力的潜力非常巨大。有人说城市容纳劳动力是土地数量问题，能源问题等等。在我看来这都不是问题，关键是就业的约束。

七、中国究竟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通常说的是经济停滞，经济增长处于2%到3%之间，甚至更低。什么是“中等收入水平”？工资水平的上升通常意味着要素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比如说资本变的便宜 劳动力价格昂贵，资本价格变的相对降低。具体的说，我们要避免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 就要考虑这样几个因素？一个是土地，土地的数量能不能支持中国经济的增长？刚才讲到我们国家东部地区本身就有土地，而西部地区（我们的老革命基地）的空间还很大。对自己的发展来讲，土地不是一个常量而是一个变量。土地不构成我们未来发展的约束。那劳动力因素呢？我前面讲，我们不需要城市日工资大于农村日工资，我们的劳动力就可以转移。我看到我们现在农村总的工作日少，所以收入低是年收入低。但是日工资，农村比城市很多部门要高。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的劳动力都会转移。所以说我们劳动力的廉价还能保持一定的时间，不是因为我们城市日工资比农村日工资低，农村劳动力就不转移了。那么资本因素呢？大家知道这样一个简单的公式：⊿Y/Y= S/Y*⊿Y/I=40%*0.25=10%。储蓄率乘以资本效用，在技术不变的情况下，它和索罗-斯旺增长模型是一样的。我们的储蓄率用40%，因为中国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保持了高储蓄，而这个惯性在短期是不会很快下降的。能源因素呢？能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它使投资缩水。而投资缩水影响到资本的效率，影响到投资的总量，可能会引起投资的数量发生变化。投资缩水本身能影响到我们国家的经济结构，比如我们的煤炭资源在不断消耗，那么替代煤炭的许多新能源可能会得到发展。再一个就是分配，能源部门的资本收益和劳动收益可能会很高，所以能源价格的变化会导致这些结果，肯定会对经济有影响。那么至于怎么样的影响，希望大家能研究一下。政治因素呢？这是最让人感到不确定性的因素。我曾经在博客里说了一句话，说“甚至连邓小平对于民主政治都过于乐观”。1981年，邓小平对英国记者说，我认为我们国家再过30年，可能会实行普选制。我认为过于乐观，根据我对西方民主政治的了解，我有这样一个体会，民主的建立是很艰难的，实实在在从基层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是不容易的。印度有所谓的民主宪法，有人说我们国家要搞宪政改革。那我们有了宪政改革，我们的宪法改一下，我们的民主就会提高吗？我很怀疑。按照我的观察，西欧国家至今都在做基层民主的改革。去年我跟我们所长去丹麦，当时丹麦就在搞下放自主权。而意大利搞的是“中央民主制，基层帝国制”。美国民主制比较成熟，奥巴马当选总统可能具有标志性意义。我说这么多，就是想表示民主政治真正要建立真的不容易。

那么民主政治到底是什么东西？中国会不会或在什么程度上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个是能源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有关部门在加强核能的发展，我想我们一定要搞核能，我们没有替代传统能源的新能源，我们的资本缩水问题会很突出。核电因为日本的事情国内反对声音很大，这是一个麻烦。政治也是一个麻烦。我国的政治改革如果过于激进，我们可能逃脱不了一些问题，甚至可能会产生暴民政治。因为希特勒就是选票选出来的。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历史其实就是民族国家产生的历史。我们中国现在是民族国家吗？至少1949年以后，我们中国的政治家没有认真的塑造中华民族，而是相反的操作，刻意的告诉世人，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我们要打造中华民族。建国初，我国很多的少数民族是部落社会。在法国的历史上，法国的社会精英刻意的打造法兰西民族。民主政治的产生历史是民族国家诞生的过程，是帝国主义解体的过程。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的打造中华民族。还有一个问题是反特权。特权是公开的腐败。做好了这些事情，“中等收入陷阱”就有可能避免。的确风险很大，因为不仅是进入陷阱的问题，我们更担心的中断我们的发展进程。

八、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什么是社会不稳定？社会不稳定表现为不服从、不妥协、不守法。

先说服从问题，该服从的不服从，两个利益集团本来可以交易，但是不交易。大家可以从经济学上给服从下一个定义，什么是服从？我强调大家一定要有经济学理性。什么是不服从？我对不服从的定义是交易成本大到不可交易。另外就是不妥协，不守法，有法律不愿意守法。

第一个问题是，不服从不要简单归结为老百姓观念上、思想上不服从。要让老百姓服从，首先要拥有“多数-少数”信息。谁是多数？谁是少数？我们拥有这个信息吗？如果有竞争才能判断谁是多数，谁是少数。我们要服从，就要服从得心安理得啊。我知道我是少数，我才会服从那个多数，那么我们现在是什么呢，我本来是少数，但是我不知道，那我就不服从。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服从机制，其实就是要建立一个产生“多数-少数”信息的制度。

第二个问题，我们要建立起公共领域的妥协机制。妥协和什么有关系？和高度的组织化有关系。组织化的程度决定妥协的行为，一个社会组织化程度越高，越容易妥协。因为高度组织化说明这个组织的领袖代表性比较强，而领袖之间的谈判和组织成员之间的谈判成本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喜欢代议制，其实是解决谈判成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