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虹：西方理论能应用于中国建设吗？

［摘要］在西方社会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过程中，作为其急速社会变迁产物的现代社会科学在观照和反映这一变迁的过程中形成了诸多的理论解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家在讨论如何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有效推进社会建设之时，与此相关的林林总总的西方理论必然会成为关注和借鉴的重要来源。一方面，因为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遇到的问题与西方世界曾经遇到的问题在性质上是相似的，因此，西方社会建设理论和一般社会科学叙事是具有一定的普适意义的；但另一方面，西方理论也并不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或准则，因为经济与社会制度不同，历史与文化背景相异，源自西方的理论并不能够直接搬用到中国社会建设的现实之中。由于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磨合空间，中国社会科学家的历史职责就是通过这个空间中的相互磨合，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建设理论。在现阶段，中国的发展模式带来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同时也形成了其特有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社会建设所应着力的重点和制度瓶颈，并制定出相应的改革路径和解决手段，就有可能在社会建设方面找到一条切合实际的中国道路。

［关键词］社会建设 西方理论 普遍性 特殊性 中国经验

２１世纪对当代中国历史的意义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标记，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治生活中最为流行的主题语或话语解释框架也悄然间发生了转变：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了“以社会建设为重心”。近十年来，“社会建设”已然成为整个社会的关注热点，甚至成为王思斌所说的当代中国的“国家景观”。鉴于西方或欧美社会近代以来一直走在全球现代化的前列，并且作为其急速的社会变迁产物的现代社会科学在观照和反映这一变迁的过程中形成了诸多的理论解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资料，在讨论如何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有效推进社会建设之时，与此相关的林林总总的西方理论自然会成为中国社会科学家们关注和借鉴的重要来源。再进一步，人们也意识到，因为经济与社会制度不同，历史与文化背景相异，源自西方的理论并不能够直接搬用到中国的社会建设现实之中。由于在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磨合空间，而在这个空间之中如何使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相互磨合，并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建设理论，自然成为包括社会学家在内的中国社会科学家们的历史职责。

一、西方社会建设理论的基本脉络

尽管在人类社会历史上，自古代希腊以降，人们就在形形色色的乌托邦理论的感召下，描绘过各式各样的理想社会，并留下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等不朽著作，但这种有关美好社会的理论及其建设方略大多流于空想和议论；只是在近代以来，具体说是在现代社会学诞生以来，才成为一种相对完善的并力图付诸实践的系统努力。

众所周知，诞生于１９世纪中叶的社会学是传统社会断裂的直接结果；或者说，是因传统社会断裂而生的所谓“现代性”的产物。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所以会出现在１９世纪的西方，是因为此前几百年以来开始出现的全新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导致了欧洲传统的社会秩序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为剧烈的转型，而“急剧的社会变迁……有可能提高人们自觉地反复思考社会形式的程度”。从这样的意义上说，社会学的诞生不过是西方知识界对因工业文明和民主政治而导致的旧制度崩溃所产生的秩序问题的一种反应而已。将社会秩序或整个社会的重建视为自己的学科目标，决定了社会学从一开始就与西方社会建设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而社会学理论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社会建设理论。

社会学的诞生背景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一转型的基础及其导致社会学产生的社会力量是极其复杂和多样的。就其基础而言，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现代意义上的“社会”（ｓｏｃｉｅｔｙ）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性的建构。其间文艺复兴运动、启蒙主义运动，尤其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出现”，才使得“社会”能够真正“作为一个统一体为人们所想象”。这也是自那以后，有关社会的分析常常与国家或民族国家相对应来讨论，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再建构近年来更是成为一种社会治理叙事的原因所在。

导致社会学产生的背后的社会力量，事实上也是导致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揖别或断裂的那些变迁因素，主要包括政治革命、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的兴起、城市化、宗教改革和科学的成长，以及人数虽然不多但十分重要的中产阶级阅听人的出现，等等。而“这些变迁的核心就是１８—１９世纪欧洲发生的‘两次大革命’”，即法国的政治革命和英国的产业革命。法国大革命不仅是一场推翻封建制度和神权政治，为法国资本主义登场开辟道路的政治革命，同时也是整个近代社会变革的象征。但从直接的浅表层面上看，社会学的出现最初则是对法国大革命及革命造成的旧社会秩序崩溃后果的消极回应，它孕育并造就了社会学中的保守主义传统。工业革命也是一样：一方面，作为西方世界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各种相互关联的因素的一次大推进，它造就了现代分工体系和科层制度，确立了以市场为中心的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另一方面，也是这次大推进，在摧毁城市封建行会和农村庄园经济的同时，造成了小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大批破产，成为无家可归的无产者；而随之而来的都市化既造就了中产阶级，促成了市民社会的形成，也带来了拥挤、贫困、污染、噪声和犯罪等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可以说，正是这两次大变迁所带来的这些消极和负面的影响，使得人们对秩序的寻求，进而对建立一门致力于恢复秩序、重建社会的社会科学的需求凸显出来，而社会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作为“社会学之父”，孔德是第一个提出恢复秩序和重建社会的社会学家。受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启蒙主义和伯纳尔、梅斯特尔等人的传统主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孔德的社会学理论体现了对进步和秩序的双重追求。就启蒙主义的影响而言，孔德和他同时代的其他法国知识分子一样，相信理智和进步，相信人性具有可完善性的特点，同时也相信凭借科学的作用能够发现自然和社会秩序的规律性并作出相应的预见。而就传统主义的影响而言，孔德与那些贵族思想家一样，对推翻了教权和王权、推翻了既存秩序的法国大革命充满了恐惧与不满，他感受到当时的社会确实受到了政治、社会、道德乃至学术方面的混乱状态的威胁。如此，传统主义者鼓吹的社会秩序也成了他最为关注的主题。他公开申明：“唯有全面重建才能结束现代重大危机，这种重建工作，从精神角度而言主要在于建立一门足以适当解释整个人类历史的社会学理论。”

在孔德之后，尽管其他经典社会学家们提出的理论各异、所做的努力不同，但究其根本都是对人类尤其是欧洲文明在整个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之初所遭遇的社会危机做出的回应。几乎没有哪个社会学家是耽于个人幸福或个人享乐的利己主义者。即便是斯宾塞这样的拥护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的个人主义者，也强调作为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个人应该也必须相互依赖，以维护社会的生存。因此，经典社会学家们无论在何种个人生活境况下，都首先坚持以自己的方式来回应欧洲文明当时所遭际的社会和文明危机——马克思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无序和崩溃的必然性，但他也设想将有一种更为人道的社会体系的诞生，并解决在资本主义社会无处不见的物化和异化现象；迪尔凯姆则相信，“工业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将建立一种和谐而完美的社会生活，并且，这种社会生活将通过劳动分工与道德个人主义的结合而被整合”。与马克思、迪尔凯姆不同，滕尼斯、齐美尔、帕雷托特别是韦伯，则以悲观主义甚至绝望的心情来对待上述危机。比如，在韦伯眼中，人类社会要想取得任何物质方面的进步和扩张，都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与个人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天然不容的科层制“铁笼”的不断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