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虹：西方理论能应用于中国建设吗？（4）

这样看来，在中国社会建设的伟大进程中，毫无疑问，一方面应该努力借鉴作为人类文明成果之一的西方社会建设理论；但另一方面，这种借鉴并不是没有应用限度的。具体说来，中国可以从西方社会建设理论的性质和中国社会建设的现实两个方面来理解这种应用限度：

其一，西方社会建设理论是西方世界在自己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面对社会秩序的紊乱、市场和资本的侵蚀、阶级矛盾的激烈、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冲突、共同体与个人诉求的紧张以及价值观和信仰危机所引发的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通过调整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形成的一整套涉及合理配置社会资源、促进社会公正、调整利益格局、缓解社会矛盾、动员社会力量、改善国民生活的综合性和应用性的社会科学理论。这些理论本身是西方各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经历的困窘、矛盾和应对措施的历史反映。因此，它对发展中的非西方国家的社会建设既具有借鉴意义，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局限性。

其二，中国的社会建设是由进入２１世纪后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所决定的。而这样一种现实，也决定了中国的社会建设从一开始就与西方国家的社会建设有着明显的差异：（１）不仅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主导和推进的，而且也因此使得中国的社会建设一开始就有着十分鲜明的国家色彩。例如，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它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种执政能力而被表述的，所以作为当代中国“国家景观”的社会建设，说到底就是一种执政党在国家意识形态层面上推进的治国策略。（２）中国提出“社会建设”的战略构想有着自己完全特殊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或者说有着自己完全独特的“国情”。具体说来，中国的社会建设是在１９７８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建设成就，同时因为市场化的改革引发大量新老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凸显的转型大背景下，提出的一种宏大治理策略和“新改革共识”。（３）中国的社会建设也有着因为上述两个方面因素所决定的特定而具体的内涵或重点，以及其所面临的独特的制度瓶颈。那么，中国社会建设的基本内涵或重点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所说的，“以改善民生为重点”。而在改善民生的背后，社会建设的核心其实就是如何突破迄今为止仍然刚性十足的“体制性”瓶颈。显然，正是因为现有“体制”的不完善，才会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今天使得本应迎刃而解的“民生”反倒成为大问题。

既然上述三点都决定了中国社会建设的特殊性或者说与西方社会建设的差异性，这就决定了中国无法全盘或单纯地“移植”或“借用”西方现成的社会建设理论与经验。如此，借用或考量西方社会建设理论在中国社会建设中的可行性与有效性，是探索社会建设的中国道路的理论任务之一，也应当成为中国社会科学家自觉承担的一项历史使命。

三、探寻社会建设的中国道路

作为一种精神活动或思维探索，研究、分析与吸收西方社会建设理论尽管具有独立自成的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但其更为现实的价值和深远的意义则表现为如何通过对西方社会建设理论的研究和解读，为中国社会建设提供更为广阔的设计思路和政策依据，同时探索出一条既能够与世界现代化的常规道路接轨，又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建设的中国道路。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社会建设”一词的盛行始于２００４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但事实上这一概念早在１９１０年代和１９３０年代就曾两度流行。１９１７年，在张勋复辟之后，孙中山有感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缺失，撰写了《民权初步（社会建设）》一文，其后收入《建国方略》，构成了他关于国家建设基本构想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９３５年，孙本文在《社会学原理》中专辟“社会建设与社会指导”一节，并于次年写成“关于社会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再作深入探讨。不仅在１９４３年，孙本文主持了以“战后社会建设问题”为主题的中国社会学社第七次年会，而且在１９４４年他更是联合中国社会学社和国民政府社会部合办了《社会建设》月刊，自任主编，连续多年探讨社会建设问题，并最终“确立了现代社会建设思想的基本体系”。

作为一种国家的宏观战略选择，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提出，并不是哪一个或哪一届领导人心血来潮的偶然，而是改革开放进入新的时期后形成的一种全新的国家治理共识。仔细考察从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的历史，在短短不过五六年的时间里，以党的两次代表大会和多次中央全会这样的力度、密度讨论“社会建设”这样的政治和经济以外的论题，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首次。它在相当的程度上说明，经过数十年的风风雨雨和艰难探索，中国共产党不但摒弃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到极致的“斗争哲学”，而且对单纯的经济增长与整个社会和谐稳固发展间的关系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种认识的形成，既与以经济全球化为代表的整个国际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有关，更与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中国实现了令人瞩目的以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快速增长为标志的“经济奇迹”，同时又因为面临新的难题或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阶段不无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