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县“治”考：那些可复制与不可复制的县域治理实验

郡县治，则天下安。

在中国的国家治理传统中，县域治理向来被认为是国安民兴的关键所在。过往的改革实践亦显示，县域经济内原生态的、基于最基层的利益相关者自身利益的考虑所进行一些制度性突破，此后较多为国家所重视，有的被进一步合法化，并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推广。而代表了“国家理性”的条文化的制度变迁，在县域经济内也往往要经历与乡土人情的碰撞，并可能被通过直接的或潜移默化的方式进行纠偏。

地处湖南省建设“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核心区的长沙县，在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排名中名列第18位，为中部第一，是湖南省县域治理变革的试验场之一。该县一方面试图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为当地县域经济发展继续赢得一个更快、更高质量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前景，同时也希望可以在县域内城市治理、乡村治理、环境治理，以及带有政治体制改革属性的行政体制变革等多个方面，为中国更大范围内的县域经济和国家变革寻找到可以复制和借鉴的实验。

长沙县县委书记杨懿文告诉记者，长沙县在其进行有关县域经济发展改革的政策和制度设计时，一般都会提前考虑相关设计是否具有在全省乃至全国进行推广和复制的可能性。

那么，总体而言，长沙县这些带有明显“反哺”色彩的县域综合治理实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为全国2000多个县域，乃至整个国家的变革带来不错的价值沉淀呢？而且，这样的变革又在多大程度上会给国家治理带来怎样的制度变革的暗示呢？

中国当下的国家转型，离不开县治的转型，如果从中国改革路径的探索来看，县域治理探索的国家治理属性亦很明显。

1. 中部第一强县

长沙县位于湖南省省会长沙市东部，自古为三湘“首善之区”，建制远溯秦汉，迄今已经有2200多年。全县总面积1997平方公里，人口78.2万。目前，县城星沙和国家级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融为一体，建成区面积已达48平方公里。

交通优势被认为是该县在上世纪90年初以来的改革开放中取得不俗成绩的重要原因之一。中部年客流吞吐量第一的湖南省黄花国际机场坐落于该县境内，再加上境内的高铁客运专线以及多条高速公路的布局，势必为其未来更综合的产业发展和升级赢取更多机遇。

而实际上，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之前，长沙县政府几经搬迁，一直为“有县无城”所困扰。1993年，长沙县县治机关才得以搬迁到现在的县城所在地(之前的望新乡，即现在的星沙镇)，并与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湖南省特别招商区“三位一体”进行建设。

其后，因为经济开发区在产业发展方面的不错表现，经开区不断升格，2002年升级为国家级开发区。

在此其间，作为由长沙县“培养”出来的开发区，其管理体制与长沙县始终保持了共治格局，期间虽几经变迁，直到发展到目前由县委书记兼任开发区的党工委书记，财政收入和地区生产总值也都和长沙县进行统一统计。

也正是得益于开发区的发展，使得长沙县近年来在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排名中快速上升，最新排名位列全国第18位，并连续多年排名中部第一。

根据长沙县提供的数据：2010年长沙县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30亿元，连续7年保持在17%以上的增长速度。而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7月份完成工业生产总值897.1亿元，财政收入77亿元，超过去年全年，预计全年财政收入将超过120亿元。

从产业布局来看，考虑到全县绝大部分工业产业都位于开发区，长沙县成为园区经济的典型代表，再加上正逐步为开发区所托管的其它乡镇的工业园，“一区七园”内的工业产值超过了全县90%以上的产值，这被当地宣传为“用1%的土地创造了90%的财富”。

在此背景下，目前长沙县按照“南工北农”的总体功能区规划，进一步将工业发展控制在工业园区内，提高园区经济的集中度。并希望能够将工程机械以及汽车和零部件产业，打造成两个千亿产业群。

长沙县“治”考：那些可复制与不可复制的县域治理实验

接下来在全国县域经济排名中进一步上升将并不难实现。GDP近千亿，年财政收入突破百亿，这成为长沙县进行综合的县域治理的最重要的前提，也使得长沙县能够在更广泛的视野下通过较多的投入，关注农村经济发展和乡村治理。

“幸福与经济共同增长，乡村与城市共同繁荣，生态宜居与发展建设共同推进。”在长沙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县委书记杨懿文看来，“三个共同”中无一能绕开乡村的变革，长沙县要把更多的力度和资源，投放到乡村之中。

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巨大城乡差距一直是中国社会转型面临的一大难题，长沙县也不例外，为此，他们进行了一个名为“市民下乡”的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