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焦虑时代”已经来临？

关于美国是否在衰落这一热点问题，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在2012年2月组织了一场对话。主持人丹尼尔·W德雷泽是塔夫茨大学弗莱彻学院国际政治学教授，《外交政策》特约编辑。持肯定观点的正方代表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是英国《金融时报》的外交事务首席评论员，《零和未来：焦虑时代中的美国权力》(Zero-Sum Future：American Power in an Age of Anxiety)的作者，反方代表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以及《世界美国造》(The World American Made)的作者。

德雷泽：我很荣幸能主持两位的讨论。两位都各自写出了有趣而又富有真知灼见的著作，尽管在其中你们对于未来世界秩序的意见大相径庭。拉赫曼相信“焦虑时代”(the Age of Anxiety)已经来临，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权力乃至普遍意义上的西方政治经济模式的衰退。卡根却反驳了美国在衰退的观点，指出当前很多评论家在很大程度上都夸大了美国过去拥有的力量，因而认为美国当前的权力资源仍然强劲有力。

两位似乎都认同美国的权力是世界秩序和繁荣的保障。拉赫曼在《零和未来》一书中断言，“一个强大、成功、自信的美国依旧是世界稳定和繁荣的最大福音”。卡根发表于《新共和》上的《世界美国造》一书的节选断定：如果美国的力量衰退，世界的秩序也将随之下滑，它将被其他类型的秩序所取代，从而反映主导它的世界大国的欲望和气质。从这个维度上说，两位先生志趣相投，不过却与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诸君大异其趣。伊肯伯里在《自由的利维坦》(Liberal Leviathan)一书中认为，正在崛起的新兴国家也将支持美国及其盟友在60多年前创建的自由主义秩序。

我这里作为开始先问吉迪恩几个问题。您的书是在“阿拉伯之春”、美国重返亚太、欧债危机进入激烈的新阶段、中国的增长开始露出减速迹象等事件之前出版的。这些事件中是否有哪一个引起您反思自己的观点?如果没有，那卡根所断言的美国仍将站稳主导地位的观点是否能减轻您的焦虑?最后，据我们所知，《世界美国造》这本书找到了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受众：巴拉克·奥巴马很明显是其中的粉丝之一。如果您希望有一位世界领袖来阅读《零和未来》，那会是谁?为什么?

拉赫曼：您说对了，卡根和我确实都赞同美国的力量对于世界稳定与繁荣的重要性。区别在于，我确信我们在见证着美国力量正在遭受严重侵蚀。这是大势所趋，西方主导的世界正在让位于一个经济和政治力量更具竞争活力的新秩序。

关于我的书出版之后在2010年初所发生的大事如何影响到了我的论点，您提出了一些非常精彩的问题。在直接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应该简要地解释一下我使用“焦虑时代”一词的用意。我在书中指出，全球化并不仅仅是经济现象。它也是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30年的核心地缘政治的发展。它在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缔造了一个共同利益的网络，从而由所有大国纽结成一个共同资本主义体系的单一世界秩序取代了冷战时期分裂的世界体系。在此期间，如果你去过达沃斯，你就会发现无论是中国的、欧盟的还是美国的领袖们，都说着诸如需要鼓励世界贸易、跨国投资等等相似的话题。他们共享着关于世界应该如何运转的重要假设。

我将从1991年到2008年的这段时期描述为“乐观时代”(Age of Optimism)，因为世界上的主要大国都有理由对全球化的世界体系为它们服务的方式感到满意。开始于1991年的印度改革带来了经济繁荣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族自信明显增强。欧盟的规模因为吸纳了前苏联集团成员国而扩大了一倍多。拉丁美洲曾一度陷于债务危机的泥淖，但在“乐观时代”末期，巴西也首次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而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重视。所有后苏联时代的怀旧者，甚至新时期俄罗斯的领导人们，也都是全球化世界的热心参与者。

非常重要的是，对于中国和美国来说，1991年到2008年是共同的“乐观时代”。在此期间，中国经济增速如此之快以至于其规模每8年左右就翻一番。中国人能明显地看到他们的国家以及他们的家庭都变得越来越繁荣。而美国也依旧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硅谷的成长、谷歌以及苹果公司的崛起等等，在美式资本主义的独特创造力中再次展现了美国人的自信。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思维主导着国际争论的条件。事实上，所谓的“全球化”几乎就是“美国化”的同义词。

美国的自信对于世界体系而言曾经非常重要。这曾经使得美国接受了中国的崛起，如果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后者似乎构成了威胁。在“乐观时代”，连续多位美国总统都欢迎中国经济的发展。他们所持的理由是资本主义将作为“特洛伊木马”，从内部改变中国的制度。如果中国接受经济自由，那么政治自由肯定会接踵而来。但是，如果中国不能接受资本主义，那在经济上也将失败。

在2008年，爆发了大规模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但危机发生在西方而不是在中国。这一不期而至的事件，加速了已有的一个趋势：那就是经济权力中心正由西方转移到东方，包括由美国转移到中国。从那时起，越来越难说全球化创造了双赢的世界。相反，美国人有理由开始担心，一个更加富有、更加有实力的中国，是否同时意味着一个相对变穷、变弱的美国。这就是我把自己的书起名为《零和未来》的原因。

现在，我知道卡根质疑所谓经济权力已经发生转移的论点。他说美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一直较为稳定，大致为25%。但是，我读到的数据并非如此。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目前预测：中国将在2018年前成为实际水平(扣除物价因素)上的世界最大经济体。杰弗里·萨克斯今年2月9日发表在《金融时报》上的文章说得好：在1980年，美国占世界收入的比例是24.6%(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但是到了2011年，它变成了19.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到2016年它还会下降到17.6%。

相反，中国在1980年仅占世界收入的2.2%，但是到2011年已经增加到了14.4%。据IMF预测，到2016年，中国将以占世界收入18%的比例超越美国。如果这还不是改变世界的转变，那很难想象它会是什么。

我知道统计数据不同导致的争论会让人思维混乱，那就让我通过自己对全球采访的切身感受，来加深对于中国因其经济实力快速增长而不断提升影响力的印象。在巴西，我被告知迪尔马·罗塞夫总统的首次国事访问选择前往北京，而不是华盛顿，因为中国作为巴西的最大贸易伙伴显得更加重要。在布鲁塞尔，他们充满希望地谈到中国(而不是美国)开出了大额支票来缓解欧元区的危机。当然，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也越加明显。

这种经济和政治实力的转移，对世界秩序具有重要影响。一个弱化的美国，更不乐意也无力在解决世界经济和政治危机中扮演一种领导者的角色。再也不会有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甚至也不会有正如亚洲和俄罗斯危机发生时期那样的一个由美国领导的“拯救世界委员会”。

面对中东发生的动荡，比如在利比亚，美国更乐意做的是幕后的领导。与此同时，美国已撤出伊拉克，也正在从阿富汗撤军。请不要误会，我认为奥巴马减少全球军事承诺完全是明智的，特别是考虑到严峻的预算前景。但是我们无可争议地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现在没有哪位美国总统可以说美国会为了确保其目标而“承受任何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