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让我来解答您提到的几个问题。欧元危机的早期阶段在我的书中具有重要意义。它接下来的发展阶段进一步强化了我的论点。欧盟是一个建立在共赢经济逻辑上的经典案例。欧盟缔造者们的想法是经济合作以及分享繁荣将创造一个积极的政治动态机制。50多年来,它一直运作得很漂亮。但是,共赢的逻辑已经发生逆转。欧盟国家不再感到因聚生强,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担心正在相互拖累,其结果是欧洲内部掀起了政治紧张的浪潮,尤其是爆发了反德情绪。这已经带来全球影响,其中之一就是美国重返亚太的计划假定欧洲不再需要关注,而这种假定令我怀疑。
至于美国的重返亚太计划,作为应对中国力量崛起的举措,我认为这是可以预见的,也是合理的。但我不确定它是否会奏效。美国在亚太的盟友们正面临着一种有趣的两难境地。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以及韩国既和中国建立了最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关系,又和美国建立了最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除非中国经常过火地使用手腕以至于惊吓了四邻,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经济纽带比起与美国的军事关系将显得更有分量。因此,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将稳定地增长,代价是美国影响力的下降。
所有的这一切,当然是建立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假定之上。因此要怎么看诸如“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变慢”的迹象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并不感到意外。事实上,我想进一步指出,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系统并不稳定,而且危机四伏。一旦危机到来,很多美国以及其他地方的人就会踊跃地宣称中国的崛起只是海市蜃楼。这是一个拥有巨大历史意义的长期过程,正如美国在19世纪的崛起。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大陆经济体的崛起而言,美国的历史告诉我们,政治的动荡完全有可能同时发生。毕竟,美国打了内战,却依然在20世纪初成为世界头号强国。
最后,您问到了“阿拉伯之春”。它可以从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来解读。如果阿拉伯世界成功地接受了民主和经济自由,那将重申充满希望的“乐观时代”的叙事,从而宣示民主和经济自由还在向全世界扩散,从而建造一种更加互助、自由的国际秩序(也可以说是所谓“约翰·伊肯伯里的世界”)。
从长远来看,我依旧对“乐观时代”充满希望,因此我觉得这是“阿拉伯之春”发展的方向。 然而在未来10年,在我看来,“阿拉伯之春”将陷入“焦虑时代”的黑暗叙事,其特征是在失败国家出现跨边界冲突、狭隘主义和反西方意识形态抬头,以及流离失所的人口进行大迁移。
至于我梦想中的读者,我并不认为我能够吃定奥巴马。但是坦诚地说,我的书更胜于描述事实而非开处方。“零和未来”一词更多地是对潜在未来的写照而非建议。事实上,乐于接受“零和”的逻辑将会是危险的。我建议的全面反应涉及美国需集中精力重建国内经济实力,有意捍卫自由世界秩序的原则,同时防御独裁型世界强国的崛起。从广义上讲,我认为这正是奥巴马政府当下的政策。
与其提名一个理想读者,不如让我告诉您一个实际的读者。我最近见到了一位欧盟委员会委员,他正处于欧元危机的核心决策层。他告诉我说他已经读过了我的书,并很感兴趣,然后还加了句“我的工作就是要证明你是错的”。基于这场危机对于欧洲和西方的重要意义,我希望他能成功。
德雷泽:谢谢吉迪恩的回应!现在讨论转向卡根先生,这里也有几个问题。吉迪恩在回应中说您关于美国力量持续性的数据有些过时。持有类似观点的并非只有他一人。罗伯特·佩普(Robert Pape)几年前在《国家利益》上也发表过相同的观点,还有爱德华·卢斯(Edward Luce)最近也在《金融时报》上表达了相似的观点。
如果不过多陷入数据的繁琐争议之中,其他的数据序列很可能会显示出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更加长期性的衰落。这些数据上的问题对您的论点会有多大的影响?更直接地说,我们的讨论应当如何深入?吉迪恩关于中国的论述无可非议,哪怕中国经济增长减速,那会减缓其崛起吗?美国在19世纪后期也遭遇过一些严重的坎坷,却依旧成为了世界工业的领头羊。
吉迪恩的回应切中了关于美国地位的另一个还在酝酿中的问题:哪怕美国并非在衰退,其长期盟友也正处于严重的麻烦之中。美国的北约盟国正被主权债务危机纠缠,日本也有着自身的人口问题。至于其他的盟友,正如吉迪恩指出的,他们变得与中国高度相互依存。还有一些拥有与美国相似价值观且正在崛起的国家,如巴西和印度,但极不明朗的是它们追随美国是否仅仅是一种战术。如果没有了支持者,美国还能继续当领袖吗?
最后,我们知道奥巴马已经从《新共和》上读到了您那本书的节选部分。米特·罗姆尼有读过吗?我很好奇,因为您是他的外交政策顾问,而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什么呢?在这一问题上,奥巴马相信美国正在衰退,但与此同时他又相信这依旧是美国的世纪,似乎与您的观点相矛盾。
卡根:非常感谢两位生动而又重要的探讨。奥巴马提及了我的书,我感到很高兴,这不仅是因为显而易见的理由,而且也是因为他开启了一场真正有用的、关于美国和其他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相对地位的辩论。多年以前,我们就看似已经滑落到一个“后美国世界”,可却并没有进行严格分析以确定这样的一种说法是否真的是一个对国际体系的确切描述。我相信情况并非如此。
首先,关于我作为论据的GDP数据,我认为美国从1969年以来占世界 GDP的比例一直相当稳定地维持在大约1/4。这一观点基于美国政府提供的数据,具体可以在以下网站找到:http://www.ersusdag·v/Data/Macr·ec·n·mics/。
当然,任何为研究这个问题不怕麻烦的人会很快发现,类似数据随处可见。IMF自身的数据是经常变动的,即使是历史数据。举个例子,我曾写信回应卢斯和萨克斯,依据IMF2010年《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国在1980年占世界GDP总量的比例是22.499%。而在2007年,也就是此次大衰退的前一年,美国所占的比重是21.289%。二者相差并不大。然而,在IMF2011年的报告中,又把美国在1980年所占的比重写为24.6%,从而使转变看起来更加明显。究竟哪一个数据是对的呢?至于IMF的预测,在围绕它们构建一个完整的全球性理论之前,我们能等着看它们是对是错吗?它们也经常把这些数据调高或调低,而且当美国摆脱衰退时,情况看起来可以完全不一样。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